周天勇: 通過村鎮人口擁有物質財富來延長中國的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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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原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本站研究局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說明中提出:在徵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認爲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變值計算,未來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長速度爲4.73%。
節選自《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第204—208頁。
工業化發展階段,由於其生產標準化和大規模化,是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和高速經濟增長的時代。一旦一國產業結構中服務業比例上升,並比例越來越高,則因服務業的非標準化和小規模,勞動成本上升,勞動生產率會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會越來越低。中國的工業化階段並沒有結束,因爲戶籍農民中工業品的消費享受還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因此,如何在這一寶貴的時期,通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增強其購買工業品的支付能力,延長工業化的時間,是保持中國經濟未來15年中高速度增長,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
從2017年81319萬農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絕大多數是常住6個月及以上的農民工人口)的富裕程度看,他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2017年分別只有13432元和24600元,農村57661萬居民月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20元,23658萬城鎮非戶籍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50元。比城鎮戶籍居民41100元的年和月342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了很多。而且,從人均擁有的住宅不動產財富看,城鎮戶籍居民是農村戶籍居民的18倍多。
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消費內容。人均年可支付收入41100元的城鎮戶籍居民,其收入消費比爲67%,消費內容中大多數家庭,或者很大比例的家庭,住宅、家電等耐用消費品、汽車等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消費結構中,教育、旅遊、醫療、健康、美容健身等等的比例越來越大;工業品的消費,也從傳統的物品,向飲食生態安全、居住寬敞舒適、服裝質地品牌、家電智能環保、傢俱高檔時尚、轎車趨於中高檔等升級;當然,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城鎮戶籍居民,爲了購買住宅,從銀行貸款,按揭支付,揹負了程度不同的債務;一部分90後和00後年輕的城鎮戶籍和非戶籍居民,從以收定支,成爲收入月光一族,並且通過信用卡和消費信貸,借貸消費,追求超過自己收入能力的消費。
然而,從57661多萬農村居民的收入消費率達到81%,高於城鎮戶籍居民水平。這符合低收入人口收入消費率高和高收入人口收入消費率低的規律,城鄉戶籍居民間收入消費率差距在14個百分點左右。從農村居民的消費內容看,許多村民住宅沒有清潔供暖、排水設施、室外或室內沖水廁所,有的甚至宅院泥濘、人畜混院,一些房屋防震、防洪安全隱患較大,有的村莊因收集處理公共服務和設施不全而垃圾包圍、污水橫流;從家居內看,許多家庭裝修一般,甚至是土、磚和水泥牆地,傢俱簡單陳舊,家電年久老式,許多是城鎮居民淘汰下來的二手物品;而從日常消費看,大多是質量較低、價格便宜的日用工業品,甚至假冒僞劣、時限過期、短斤缺兩的產品橫行鄉下;農村2017年家用汽車每百戶普及率達到19.3輛,剛剛接近汽車社會門檻,但低檔一手車和高耗油的二手車較多。而從教育、旅遊、醫療、養老等服務消費方面看,佔消費結構的比率比城鎮居民低得多,許多村鎮教學質量比城市教育差,還有數量不小的鄉村留守兒童,送子女出國留學接受教育的更是罕見;除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地區,以及有的少數民族出外朝聖農民外,大部分農村居民出外旅遊消費還不多,出國旅遊的更少;醫療和養老等消費水平,從合作醫療和養老金方面,與城鎮單位退休職工和城鎮一般居民比較,差距很大,加上過去農村的養兒助醫防老解體,許多家庭子女上學、家庭骨幹大病致貧者較多,而很老年人大病久病因費用昂貴而得不到較好的治療。
這說明數額巨大的農村居民,包括在城鎮務工的1億多中老年農民工人口,住宅、裝修、傢俱、家電品、汽車、衣物和其他一般日常用品的工業物質消費品的消費還沒有滿足。這既是農村居民和城鎮非戶籍居民收入水平較低、有支付能力不足形成的問題,也說明中國的工業化並沒有完成,還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和市場規模。關鍵是如何激勵他們在創造擁有財富的同時,提高中低居民收入的收入水平,增強他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擴大工業品的消費市場,延長工業化時間,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
讓城鄉居民擁有土地使用財產權財富。在不改變城鎮、沙漠等土地國有和農村及城郊集體所有的前提下,確立自然人和法人土地使用財產權,使用年限可以永佃、999年、500年、200年等,到期自動無償續期。即城鄉居民可以擁有土地使用財產權財富:農村居民可以擁有宅院、林地、耕地、魚塘、牧場和其他建設用地,即擁有使用財產權的土地;城鎮居民也可以有與住宅關聯的土地使用財產權,永續使用。在第8章中我們將討論通過調水改土,擴大國家可利用土地,屆時我們的耕地和建設用地供給將大大緩解,廢除耕地紅線和建設用地指標控制,土地由市場交易決定配置,鼓勵城鄉居民購買宅院、耕地、林地、園地、魚塘、草場等土地,擁有自己的土地使用權財富。土地及房產,應當成爲居民資產中最大比例、不貶值並會升值的財富。
沿襲中國居民曾經購房置地的文化傳統,應當鼓勵城鄉居民購置自己的住宅等不動產。對於一些新到城市的移民,以及願意租賃房屋居住的居民,特別是城鎮農民工人口,政府應當提供保障房。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者研究發現,(潘毅、陳品妤、李齊,2018)在產業轉型升級和人口規模控制的目標下,中國各地城市政府傾向於把公共住房供應視爲吸納“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向低收入人口的廉價租房則僅開放給限於“戶籍人口”。而在城鎮長期就業居住但無法落戶的農民工,在人口治理邏輯裡並不受歡迎,城市住房保障體系對他們的納入程度極低,相應的住房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務明顯不足。
因此,他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1)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主導全國農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的整體規劃,根據中央和地方實際情況,制訂相應的發展目標,定期公佈、監督各地政府的政策執行情況,在未來五年內逐步將全國30%的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
(2)人口淨流入的大城市中,住房保障主管部門應放寬現有住房保障福利的准入條件、以收入爲參考標準制定可負擔的租金,使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住房困難的低收入外來人口,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切實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
(3)在進行城中村整治及棚戶區改造工作時,對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住宅,由住建部協同省市相關部門成立工作小組,向基層單位統一撥款並提供技術指導,以修繕來妥善解決其消防安全問題。
(4)目前大多數城市面向外來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申請以“房屋租賃合同備案證明”爲申請基礎,城市政府應將目前社區網格化機制所掌握的外來人口信息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聯動起來,並監督出租人擔負起備案的責任,方便農民工進行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申請。
(5)相關部門應加快完善並實行2017年出臺的《住房租賃和銷售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等住房租賃法規,保護租賃雙方的平等權益,加強規範、監督房地產企業的規模化租賃業務,或可參考德國2015年出臺的《租金剎車法》(Mietpreisbremse),在房屋供應緊絀地區,加強租金指導價格的約束力。
(6)爲緩解外來人口住房壓力,可積極探索將“城中村”改造建設成公租房的可行性方案。爲了避免重蹈房地產導向的城中村改造對農民工的驅逐,我們建議城中村改造與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相結合,以解決農民工居住問題,該路徑不僅可操作性高、成本較低,亦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城中村本身交通區位方便、周圍生活機能方便的優點。實際操作上,政府需在財政上進行投入,進行基於社會公平的有效支持和監督,並確保改造後可負擔的房源租金。
就微觀來看,汽車既是城鄉居民代步的工具,也是其除了不動產、存款、裝修等以外,家庭財富重要的組成部分。就國民經濟產業關聯來看,有學者研究(郭克莎,2001),中國汽車工業對主要上游產業的完全需求帶來的增加值,達到汽車工業自身增加值的兩倍多。汽車工業對上游產業產生很大的直接需求和完全需求,主要是林業、黑色金屬採選業、有色金屬採選業、紡織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製品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原料及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業、塑料製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加工業、普通機械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等。其中汽車工業直接需求最大的主要是機械製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加工業和橡膠製品業三個行業, 完全需求最大的,除了這幾個行業之外, 還有化學原料及製品製造業、紡織業等。廣義的汽車產業,包括了汽車製造業和與汽車直接相關的工業和服務業。從就業來看,由於生產規模大,涉及範圍寬,汽車產業既提供了很多直接的就業機會,又帶動了很大比例的間接就業。在作爲主要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幾個發達國家中,與汽車相關的工業和服務業都擁有較大的就業人數,尤其是汽車服務業的就業人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幅度增長,就業比重明顯提高 。
在改變汽車燃油結構、發展新能源車、控制燃油汽車排放標準等努力下,中國在發展公交、地鐵、城際輕軌、高鐵等交通方式的同時,還需要大力發展城鄉家庭用車。邁向現代汽車社會。從2017年一些國家每千人擁有家用汽車的情況看,美國爲797輛、日本爲591輛、韓國爲400輛、德國爲572輛、中國只有133輛。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37.5輛,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19.3輛。中國進入到現代汽車社會,城鎮還在初期,農村剛剛起步。
中國既要整體上推進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和集中,一些地區人口也到了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階段。而汽車可以推動城市郊區化、逆城市化的過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中心城區昂貴的房價和擁擠的環境、交通使人們不得不借助汽車實現在中心城區工作、在郊區居住,使得城市核心部逐步呈現出夜間人口疏解、大型店鋪郊區化、城市機能分散化、商業街衰退等城市中心區空洞化的特徵。當汽車不斷地進入家庭後,人們生活節奏加快,進入效率和速度的社會,週末生活、夜間生活已經和過去截然不同,週末郊區遊、自駕遊等越來越普遍;晚間在外逗留的時間也大大延長,夜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夜間消費和服務需求更加旺盛。圍繞着汽車將誕生衆多的消費內容,如汽車餐廳、汽車電影院、汽車旅館等等。汽車增加了人們的出行頻率和時間,催生新的消費形式,像超大型購物中心“摩爾”就是汽車社會的產物。
除了住宅和汽車外,中國建設一個城鄉居民富裕型的社會,還要通過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增強他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置換升級家庭中的傢俱、家用電器和移動終端等,使其實用、便利、美觀、舒適和智能化;提高、增強食品、衣着、洗滌、化妝等等日用品的質量、生態和安全性;並且在服務消費方面,使更多的城鄉居民接受良好教育,增加旅遊、保健、運動、美容和其他文化等消費,享受價格低、療效好、服務到位的醫療和養老等消費,提高居民生活的質量。
參考文獻:
潘毅、陳品妤、李齊:《進城農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及居住現況調研報告》,香港大學社會系,研究報告,2018年10月,https://sociology.hku.hk/wp-content/uploads/;本公衆號文引用了有關城市住宅的6點政策建議。
郭克莎:《汽車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財經問題研究》,2001年第9期。
《汽車社會》,《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汽車社會/1799340?fr=alad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