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復甸／【說好的商業法院評論1】從設置商事法院說起
▲司法院研議設置商業法院，期使商業紛爭之裁判符合專業、迅速、判決一致且具可預測性。（圖／視覺中國CFP）
2017年12月22日司法院發佈了新聞稿，司法院召開行政主管機關及訴訟實務專家諮詢會議，決定成立「推動設置商事法院小組」，研議設置商業法院或商事法庭，目的在使商業紛爭之裁判符合專業、迅速、判決一致且具可預測性。依據新聞發佈，推動小組會議初步決定，商業法院將規劃與智慧財產法院合併設置、商事法院爲高等法院層級、所需法官9人、管轄重大商業民事事件、將研議制定《商業事件審理法》及修正現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等結論。
自從司法改革聲浪越來越大，司法院便一直想要變些花樣來滿足民粹。從林洋港時代將「推事」改名「法官」；在各地設置簡易法庭；到施啓揚院長開始的觀審、參審到陪審；現在則推出了商事法院。沒有一件事是做對的，也沒有一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事項。
近二十年，國際間興起了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的浪潮，從仲裁、調解、爭議裁決（DAB）、爭議審議（DRB），以至緊急仲裁與第三方資助。仲裁數量更是十倍、百倍的成長。在大陸，某些機構每年承辦案件可以到達九萬餘件；在太平洋西岸的新加坡、香港，都已成爲世界糾紛解決的重鎮，上海與首爾也在急起直追。
司法院研擬中的商事法院，其實是襲自新加坡的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ICC）。2013年，新加坡梅達順首席大法官提出建立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SICC），最初是爲了處理金融爭端。新加坡爲建立國際商事法庭，更大動干戈進行了修憲。根據新加坡原有法律，法官退休後，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退休後便不能再從事審判工作，且法官必須是新加坡國籍。2014年修訂憲法，允許退休法官，包括退休大法官等可以繼續審判業務；其次是允許首席大法官指定外國人擔任法官。
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最大的特色是建立國際法官團，這些外籍法官擁有和新加坡法官一樣的權利義務。這些明星級的法學教授或資深法官，被任命爲新加坡商業法庭法官團成員，目前爲來自英國的法官6名，澳大利亞4名，美國、加拿大、香港、法國和日本各一名。在所有案件中，至少有一名外籍法官。
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並不只是處理與新加坡有聯繫因素的涉外案件，就是與新加坡完全無關的國際案件，只要當事人同意以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爲管轄法院，就可以在新加坡審理。新加坡因此成爲國際商業糾紛處理之重鎮，非但是法院，連新加坡仲裁協會也水漲船高，2018年已成爲世界排名第三的仲裁機構，僅次於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ICCA）與倫敦仲裁院（LCIA）。
▲新加坡於2015年設置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延攬各國處理民事商業訴訟富有經驗的資深法官，使其成爲國際商業糾紛處理重鎮。（圖／pixabay）
德國也在2018年2月20日透過多個邦政府向聯邦衆議院提出申請，於2018年4月18日公佈了草案，也打算引進國際商事法院制度。
德國的國際商事法院設立目的是要將重要的商事法案件吸引過來，這些案件大多在英語國家，或是審理或是仲裁，若通過更多當事人協議選擇德國法院，將可以擴大德國法在國際商業契約中得到適用，讓德國企業可以使用更熟悉的法律制度，也有利於德國在國際商業經濟交往中，獲取更大的法律優勢，爭取商業糾紛解決的準據法與解決機制的話語權。因此，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是新加坡與德國在國家商業角力中重要的着力點。
反觀我國打算設置的商業法院，卻是想把商業有關的重大案件從普通法院拉出來。不知是爲了減輕一般法院的案件量，還是對一般法院欠缺信心，而不願意將普通法院作爲商業案件的管轄法院。以司法院自己的說法，慮及商業事件之類型廣泛，爲能達妥適、專業、迅速而有效處理商業紛爭之目的，商業法院將處理重大民事商業事件。成立初期僅先受理民事事件，日後將視情形規劃納入刑事案件。
有關民事事件之審理範圍，規劃小組有建議應以公司經營權或商業核心爭議，以及商務仲裁判斷之無效、撤銷等事件爲主，並配合一定限制（如：標的金額、經當事人合意、符合權責機關訂定之要件等），以界定商業法院管轄之民事事件範圍。規劃中的商業法院採二級二審，爲高等法院層級，將與目前案件數量不多，功能不佳之智慧財產法院合併設置。
法院是否真的需要專家構成專業法庭？這真是討論數百年的老話題了。法官之職守在聽訟，一由兩造互爲攻防。拉丁法諺有云：「法院是沉默的。」意思是，法院除發佈判決，不對外發表意見外，法官同時在法庭上不主動提問。法官除維持法庭之秩序，完全居於「聽訟」之超然地位。基於當事人進行之原則，兩造自任具有專業知識之代理律師進行訴訟；遇有特殊疑難問題，將以邀請專家證人或交付鑑定處理。沒有哪一個法院可以聘僱各類專家出任法官的，專業法庭永遠是一個迷思；甚至一知半解或是自以爲是的專業法庭更是紊亂司法秩序，破壞司法威信的惡劣制度。
以往我國曾對海商與國貿設置專庭，一些與世界海商慣例不符的認知與不成熟的法律見解，造成臺灣海運界的傷害甚大，各國航商也設法避免在臺灣進行訴訟。於今，臺灣已甚少海商案件。臺灣智慧財產法院將民刑事與行政訴訟集中，壞了原先民刑事責任不同的認定與不同的舉證制度，當事人常常碰到無理甚或是錯誤判決，但因爲事權集中，無冤可訴，也就不再尋求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救濟，但是對政府或是司法的怒火與抱怨，卻從未止息。
依《民事訴訟法》，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100萬元者，不得上訴。原理上，因爲訴訟利益高所以給予上訴機會，以求慎重。司法院規劃中的商業法院，採二級二審，卻因訴訟利益高而減少了一次訴訟的機會，實在讓人費思量。
規劃中，商業法院將仿照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中之技術審查官，設置商業調查官，但技術審查官究竟屬性爲何，從未釐清辨明，既不是證人，又不是鑑定人，不像法官助理，更不是專家證人，卻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訴訟對判決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技術審查官爲明確訴訟關係，得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爲說明或發問；可對證人或鑑定人爲直接發問；可就本案向法官爲意見之陳述。技術審查官不受詰問，其意見不必公開，當事人無法對其意見表示質疑，更無庸辯論，技術審查官幾乎是所有智慧財產訴訟當事人的「敵人」。商業法院若仿照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中之技術審查官，設置商業調查官，將是商業糾紛處理的一個夢魘。
至於規劃中商業法院將採調解前置制度，似是仿習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的國際商事法庭。大陸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已有相當完整的規劃，國際商事法庭法官將由具有豐富審判工作經驗，熟悉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及國際貿易投資實務，能夠同時熟練運用中文和英文作爲工作語言的資深法官中選任。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更設有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並選定符合條件的國際商事調解機構、國際商事仲裁機構與國際商事法庭共同構建調解、仲裁、訴訟相銜接的糾紛解決平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並已邀請32位國際商務仲裁調解專家爲首批專家委員，經當事人同意在國際商事法庭受理案件後，可以委託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成員或者國際商事調解機構調解。
儘管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已有相當完整的想法，但是仍然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調解之性質是評價式還是促進式（adjudicative or facilitative）？是否作成調解建議？調解論不論請求權基礎？調解程序是否公開？調解不成立，調解程序之歷程是否對法院公開？當事人於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提出案件後，依照規定再進行調解或是仲裁，調解或仲裁之費用是另繳，還是已在原先的訴訟費用中包括？這些問題並未解決。我們規劃中的商業法院所採調解前置制度究竟是甚麼模樣，就難以想像了。
司法改革在於落實既有法律的規範，公正客觀保障人民權益，而不在大動干戈的作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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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復甸，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