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式謙卑：一代民營企業家的成功之道
時代週報評論員 瀋陽
一般意義上，如果將錢生錢的金融手段作爲“虛擬經濟”，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產業可以粗略地認定爲“實體經濟”。由於金融領域主要是國有企業在主導，談及實體經濟，我們將更多面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崛起這個事實。由於企業家在企業發展中的中流砥柱和領袖作用，談及實體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就會更多談及民營企業家的發展。
可以粗線條地將1979-1992年中國確定建立市場經濟這段時間作爲民營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民營實體企業開始恢復與初步發展。第二個階段是1992-2011年上半年，民營實體企業及其企業家隊伍崛起，並因全球性金融危機遭遇挫折。第二階段大浪淘沙後，民營企業進入第三個階段，代表事件是中國全面進入信息時代和電商時代，很多民營企業站穩了腳跟，崛起的民營“新經濟”表現出“完勝”國有同行的某種態勢。
民營實體企業艱難轉型
我們暫且擱置對民營實體企業發展第一階段的討論。民營企業發展第二階段的典範事件是溫州的金融風波。本來溫州就是中國地緣政治格局中比較邊緣的一個地方，直到1997年才因爲金溫鐵路的開通而與外界有相對方便的聯絡。
這樣，在文化相對落後的局面下，當房地產作爲中國的支柱產業開始崛起之後，溫州企業家紛紛捲入“炒房團”，企業資金被抽走，企業僅僅是作爲融資平臺在運轉。這是後來地方性金融危機在溫州發生的制度經濟上的根本原因。內蒙古的鄂爾多斯(600295,股吧)也是如此。
或許是中國的社會結構決定了無論溫州企業家多麼機智靈活，無論溫州的地方性改革如何創新，第一流的民營企業不會在溫州產生，而是在杭州、北京和深圳等地毅然崛起。
杭州的典範是淘寶和阿里巴巴的崛起。作爲新科技的代言人，馬雲被很多溫州民營企業主作爲“公敵”來對待。北京的代表人物是柳傳志。柳傳志的優勢是溫州那些初中高中畢業就下海的企業家絕對具備不了的。這位1966年畢業於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業後任職於國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是他能將聯想培育成國內一流企業重要的科學文化基礎。在深圳等地的代表人物是馬化騰。對比在浙江的馬雲，馬化騰的性格要“內斂”很多。這種內斂多少是廣東和蘇南等地的企業家的典型特徵。
另一方面，由於相對溫州等地更居於中國的經濟中心地帶，廣東和蘇南的企業家隊伍，整體上比溫州企業家更加富有大都市氣息。對比之，溫州等地的企業家是草根社羣性的。
草根社羣亦有其優勢。最近幾年來，溫州企業家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在第一代人的產業得到大體保存的局面下，溫州人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哲學、數學等基礎學科。從這種格局中，或許我們能看到雖然溫州日益迴歸中國作爲一個三四線城市的本質屬性，這塊對比其他非省級政治中心城市更多具備思想和藝術個性的城市正在培育他們未來的“柳傳志”。民營企業家的這種分化和轉型還會繼續發生，註定對中國未來產生緩慢卻重大的影響。
客觀評估民營企業家的作用
中國社會對民營實體企業家一直有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奠基於某種社會批判理論的，認爲民營企業家不僅人品有問題，而且因其社會角色實際上所從事的就是“剝削”和“壓迫”的活動。我們在東南沿海很多城市考察，若不是理性的社會科學制衡，這個感覺會更強烈。在這些地方，工人常常被安排一週從事超過八九十個小時的工作。
另外一種評價是將民營企業家作爲中國未來政治文明的開路者來對待。在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和社會科學院系統的學者對民營企業家的道德榜樣的吹捧甚至到了一個極其令人震驚的地步，譬如他們認爲中國社會的進步靠的就是柳傳志這樣的“社會立法者”，而不是靠一些有金融學、經濟學背景的專業型官員。甚而，在一些從事房地產業等更加傾向依賴私人性政商關係的民營企業家那裡，政治領域的不合適張揚也一度影響他們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貶低或是擡高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影響，都不對。在這方面，柳傳志本人對自己的評價反而是中肯的。這位老人指出，“在商言商是說作爲企業家，我們更多的是要做實事，比如把企業做得更大、招收更多僱員爲社會解決就業、讓僱員享受更好的待遇、將社會風氣帶動得更好，不是逃避社會責任”。
溫州和潮汕等地的民營企業家多少也具備這種“謙卑”的品質。我們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發現，甚至對自己企業的工人被迫加班加點，他們會因爲特定的價值觀表達某種或多或少的內疚。在溫州等地，他們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公司這樣做是迫不得已；更何況，這些工人如果回到家鄉，連這種接近小康的生活都很難達到。真正讓很多企業家在行業競爭中遭遇挫折的是企業的家族化管理和個人對先進文化的知之不多。轉型可能超出了這一代人的能力。
由全國工商聯評選的“201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蘇寧控股集團以營收總額2798.13億元排名第一，聯想控股、山東魏橋以2440.31億元、2413.87億元分列其後，華爲、正威國際、江蘇沙鋼、華信能源、大連萬達、吉利控股、萬科，分列四至十位。2014年民企500強入圍門檻爲91.22億元，較上年增加了13.5億元，增速爲17.38%。共有16家企業營收總額超1000億元，27家企業營收總額在500億-1000億元之間。即便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民營實體集團仍然可以說是大財團。如果我們相信“食利階層”有一天終究會因爲其固有侷限而面臨困境，那麼中國民企實體經濟的強大似乎已經指日可待。
僅僅是在20多年前，中國民營實體企業沒有這個地位。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民營企業不僅在法律上定位不夠清晰，而且自身定位也頗爲模糊。這個局面直到1997年私有財產權“入憲”之後才得以開始改變。換而言之，民營實體企業的成長，有賴於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隨着經濟自由的拓展所帶來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的形成。
堅持實體經濟初心不動搖，是多麼重要。例如清晰的產權、專業性的法治化保障、高等教育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強大支持（以高科技民企的教科研產一體化爲典範），公司內部對職業經理人崗位的合理安排與再教育提升，如此等等，都是民企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豈止需要“在商言商”。如果將時空切換到40多年前，我們會承認，因爲計劃經濟，中國社會沒有多少分工，也說不上有多麼強大的合作體系。即便到了今天，在一個相對叢林法則化的市場裡，分工不清楚、專業不精湛、合作無誠意仍然是中國比較嚴重的問題之一。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學者不像學者、高校不像高校、官員不像官員、律師不像律師，“跨界折騰”的現象非常嚴重。有些參與者，看上去初衷不錯，很快因爲制衡和規範不足而陷入極深的被動，以至於多少寶貴時間和可貴資源無端地浪費於各種“折騰”之中。
如果說中國民營實體經濟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柳傳志，作爲第二代民營創業者典範的雷軍，根本上表現出了這種能夠成全開放創新的務實主義風格。我們可以因爲堅持社會批判理論的價值而不喜歡他們的“保守”，但我們最好承認謙卑是人類的美德。惟其謙卑，人才能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進而感恩於他所得到的，進而在公司內部營建積極向上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在對人才的尊重方面，那些從知識分子羣體轉變過來的民營實體企業家，對多樣性和自由創新的真正包容遠遠超過浙江沿海一些企業家。當浙江這幾年實體經濟進一步走向調整階段，而其他地域的民營差不多完成了轉型。其邏輯性奧秘，值得我們深入體會。
在轉型時期，如果說第一代、第二代民營實體企業家因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政商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的處理中顯得有些被動，對目前正在萌芽狀態中的第三代民營企業家來說，選擇一個相對獨立於外界的喧囂與嘈雜而更多依賴真正智慧的行業，趁他們的企業還小、還沒有被外界不健康力量盯上，可以爭取在源頭上清清白白，避免國家反腐傷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