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房事」之戰──日本刺刀輔助 僞滿洲國無償徵地（三）
爲了把補償領到手，甚至得磨上一、兩個月，來回的路費、餐費、住宿費再加上誤工費用，可能都比補償還要多些，與其去領錢，還不如不領。僞官僚和關東軍等的就是這個，你不領正好，替他們省錢。
一九三四年三月，關東軍特務部在《吉林省東北部移民地收買實施綱領》中規定，徵用農民耕地的補償標準最高不能超過每坰二十元。同年六月，日本拓務省提出，要按「比現在普通市價顯著低廉」的標準，「在關東軍的支援下收買土地」。僞滿洲國做爲關東軍和日本拓務省的傀儡，徵地的時候自然只給極低的補償。從常識推測，經手徵地的僞滿官員極可能還貪污了一部分徵地款，使失地農民得到的補償更少。
補償費若明顯低於市價，徵地時肯定會遇上阻力。現今解決阻力的辦法相當多元，包括連坐（父母不在徵地協議書上簽字，兒女可能丟掉工作）和動武（譬如僱黑社會充當打手，把釘子戶打傷、打殘）。僞滿洲國喜歡動武，也不需要僱黑社會當打手，因爲有關東軍幫忙殺人，如果你在徵地過程中不配合，就得和日本兵的刺刀比劃比劃。總而言之，僞滿在東北征地時經常伴隨着流血事件，不是釘子戶遭到日軍滅門，就是整個村子飽受日軍屠殺。末代皇帝溥儀在回憶錄裡提到：「東北農民在糧食被強徵的同時，耕地也不斷地被侵佔着。根據《日滿拓植條約》，日本計劃於二十年內從日本移民五百萬人到東北來，這個計劃沒有全部實現，日本就垮臺了，但是在最後兩年內移入的三十九萬人，就經過僞滿政權從東北農民手中奪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萬公頃。」
也就是說，單單是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這兩年內，僞滿洲國當局就強制徵收了三千六百五十萬公頃的土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發布的《二○一○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二○一○年的徵地總面積不到四十萬公頃，僞滿一年的徵地規模，相當於今日幾十年的徵地規模。我覺得，僞滿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規模徵收土地，一是因爲補償很低，不需要花多少錢；二是因爲阻力很小─殺人，當然可以減少阻力。
站在汪僞政權和僞滿洲國的角度來看，徵地補償當然是愈低愈好，因爲徵地補償愈低，蓋機場、引進移民、房地產開發的成本就愈低。花同樣的錢，能辦更多的事。套句官話講，這樣可以降低發展成本，加快發展速度。
漲價歸公 照價收買
但問題是，降低了誰的發展成本？
在日本刺刀的輔助下，僞政府可以低價徵地甚至無償徵地，建設成本當然下降，貪污機會當然增加，甚至也降低了時間成本：只要一紙公告貼到牆上，老百姓就得主動交出土地和房子，毋須談判，毋須公證，毋須上法庭打官司，效率高得驚人。
可是對那些農民來說，不但沒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他們的生存成本在上升，抗爭成本也在上升，當申訴無門時，要嘛衝向日本刀，要嘛選擇自焚，要嘛忍下這團怒火，讓它在心底熊熊燃燒，直到某一天突然像火山一樣爆發。
常識是這樣的：政府不應該爲了降低自身的統治成本而存在，而是應該爲了降低國民的生存成本而存在，倘若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政府。
常識也是這樣的：從長遠來看，任何一樁強制拆遷和低價徵地都會在無形中增加統治成本，因爲喪失公平感和安全感的人民是最難統治的。當年汪僞政權和僞滿洲國的統治之所以如此短命，並不是炎黃子孫不願充當亡國奴，而是實在忍受不了那種極端變態的剝削方式。
這些常識和僞政府是講不清的，擱到現在說，卻爲時不晚。
無論是汪僞政權，還是僞滿洲國，徵地時都有一個共同點：付給農民的補償遠遠低於市場價。這種不合理的做法，和孫中山先生的徵地思想可說是背道而馳。
孫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徵地呢？四個字可以概括：照價收買。衆所周知，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裡有一條民生主義，民生主義要求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又包含兩個要點：一、漲價歸公；二、照價收買。
譬如您炒一塊地，買的時候一千萬，現在漲到了二千萬，您轉手賣掉，賺了一千萬，按照孫中山先生的理論，您至少得交給政府八百萬，讓政府把這八百萬投入教育、鐵路、市政或國防。換言之，土地溢價不能讓一個人獨吞，應該拿出一部分讓全民分享，這就叫「漲價歸公」。
再譬如您的住家市值一百萬，現在政府爲了拆遷要請您搬家，那政府就得給您一間一模一樣的房子，或者按照一百萬或更多（加上安置費）的標準來補償。也就是說，政府在拆遷或徵用私人產業的時候，必須公平合理，必須像地位對等的買家，必須走市場路線，「不讓人民吃虧」（川系軍閥劉湘的名言），這就叫「照價收買」。
過往中國大陸的歷史課本在講解三民主義時，總會提及平均地權，但是要點往往講錯，以爲平均地權就是讓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是土地改革。其實平均地權不光是在農村平均，也是在城裡平均，不光是平均土地分配，還要平均住房供應。怎麼平均？還是那兩個要點：漲價歸公，照價收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