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那些銀行大亨們──交通銀行成袁世凱密帳金庫（廿一）
凡袁世凱豢養政客，收買同盟會會員，組織自己指揮之特務，暗殺宋教仁之費用，一切款項，皆取之於交通部之收入。
（一）爲了應付資金短缺情況，增加資金來源。交行通過交通部向袁世凱上一簽呈，提出了「緩提官存，新舊帳分開」的辦法。簽呈指出：交行當初爲輪、路、郵、電四政而設，今後四政存款均應繼續存入交行，概歸舊帳往來，隨時聽候提撥。辛亥革命前郵傳部及四政存款，應作爲舊帳，仿照中國銀行辦法，一律轉爲緩提，一俟清理就緒，議妥辦法，再行呈候核諮。簽呈經袁寫了一個「閱」字，交行即作爲依據。當時郵傳部被凍結的存款達二百萬兩，存在天津交行。這樣，公款大量提取的難關暫時得以應付過去。一九一二年九月間，北洋政府向比利時借的隴秦豫海鐵路借款二億五千萬法郎，其第一批交款二千五百萬法郎，經部指定中國、交通兩行各半經收，增加了營運資金。經過這些努力，交行資金呆滯的情況逐步好轉。
（二）力爭擴大發行權，期與中國銀行取得同等地位。交行於一九○九年開始發行兌換券，計有銀兩券、銀元券、小銀元券三種。辛亥革命前夕共發行二百五十餘萬元。但這種發行與一般商業銀行並無差別，營運範圍受到很大限制。通過樑士詒的活動，袁世凱於一九一三年一月下達命令：「交通銀行迭經整理，信用昭著。在紙幣則例未經詳定以前，所有交通銀行發行之兌換券，應按中國銀行兌換券章程一律辦理。」
交行即據此通過財政部、交通部通令各省，凡完糧、納稅、發餉及一切官商交易，交行兌換券一律通用。該行並在輪、路、郵、電各機關分設兌換機構，特別在全國鐵路各大車站均設立兌換處，擴大收付業務。交行發行額遂逐年增加。一九一三年較一九一二年發行額增加四倍以上，達到四百五十萬兩。一九一四年又增至五百九十六萬兩。一九一四年二月，北洋政府公佈「國幣條例」三月，財政部正式印發國幣兌換券，並開始在天津造幣廠鑄造銀元國幣，通過中交兩行逐步推行。交行的發行信用於是日益鞏固。
（三）擴大代理國庫業務。交行原以經募京漢贖路公債起家，國家金庫向由中國銀行代理。但樑士詒依恃袁世凱的勢力，於一九一三年爭取到「分理金庫」的特權。財政部委託交行代理金庫，暫行章程第三條規定：「以國債收支一部分爲主，但租稅系統內之出納亦得酌量各該地情形委託交通銀行代收。」這就與中國銀行代理金庫業務發生矛盾，引起中國銀行反對。後經財政部規定兩行代理比例爲中七、交三而暫時解決。至於交通四政收入之國庫金，在「交通銀行則例」中已規定爲該行特許業務之一，採用特別會計，國務總理與財政部均不得過問，實際上已成爲袁世凱的內庫，樑士詒就是袁掌庫之人。「凡袁世凱豢養政客，收買同盟會會員，組織自己指揮之特務，暗殺宋教仁之費用，一切款項，皆取之於交通部之收入。」
一九一四年三月，交行爲了鞏固它已取得的地位，經呈准交通部修改章程，比照「中國銀行則例」，頒佈了「交通銀行則例」。「則例」共二十三條，主要內容除經理交通四政存款外，並得受政府委託分理國家金庫、辦理國外款項，掌管特別會計之國庫金、發行兌換券、經辦國內外匯兌及一般銀行業務，使它事實上已具有國家銀行之性質。一九一五年十月卅一日，袁世凱又正式申令：「中國、交通銀行具有國家銀行性質，信用夙着，歷年經理公庫，流通鈔幣，成效昭彰。着責成該南銀行按照前此辦法，切實推行，以爲幣制公債進行之輔助。該兩銀行應共負責，協力圖功，以副國家維護金融、更新財政之至意。」交行的國家銀行地位，於是確立。
一九一五年五月，交行第三屆股東會在北京召開，成立了第一屆董事會，選出董事七人。公推臭名昭著的大軍閥張勳爲第一屆董事會主席。樑士詒在這屆會議上，正式被選爲總理；任振採被選爲協理，葉恭綽由交通部派爲幫理。代表大官僚、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交通系勢力，在交行深深紮下了根子。
袁世凱引停兌風潮
袁世凱竊據了正式大總統並不心滿意足，蓄意等待時機，復辟帝制。樑士詒就是袁世凱蓄謀稱帝的忠實謀士和財政管家。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樑不僅組織所謂「全國請願聯合會」，帶頭鼓吹帝制，而且積極爲袁稱帝籌款，大肆搜刮。樑士詒控制下的交行，便成爲從財力上支持北洋政府的重要工具。
袁世凱上臺以後，全部承認了清政府對外簽訂的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自然得到各帝國主義的支持。那時的北洋政府，財政一空如洗，「幾乎無一用款，不仰給於借貸」。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六月，各帝國主義給北洋政府先後貸款三十二次，貸款總額近四億元。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續借外債發生困難，而財政狀況，由於軍閥割據，「各省每以自顧不瞻，將向歸中央收入之款項，任意截留，自爲風氣。」致使財政狀況更加惡化，不得不轉而乞靈於內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