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中的結構性因素

希臘通過撙節方案後,引爆民衆在雅典街頭抗議與縱火。(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董彥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全球經濟陷入低谷,各國政府不得不大規模舉債,以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在國家過度舉債和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嚴重財政問題。當一個國家財政赤字與國債過高時,往往採用通過本國貨幣貶值來解決問題去避免嚴重財政危機發生,這是爲何在西方國家中,英、美的財政赤字狀況歐元區的許多國家嚴重,卻沒有遭遇類似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不同的是,歐元區成員國同一貨幣之下所缺乏的共同財政政策現狀使得上述方法在歐元區成員國中卻並不可行。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目標是要保持歐元幣值穩定與控制歐元區的通脹,對歐元區內部宏觀的經濟調控力並不強;因爲受限於國家主權因素對個別國家的內部經濟環境更是無法置喙。實際的操作面向上,除了德、法、意歐盟核心大國之外,其他歐元區的成員國基本上是不具備自主的貨幣政策。面對全球經濟不振時,統一的貨幣政策反而限制了歐元的幣值的靈活性,此時國家爲了避免經濟危機的衝擊,本身唯一可用的武器只剩國內的財政政策。在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外因素影響之下,只好以積極擴大公共支出來刺激引導本國經濟繼續發展的面向,於是就慢慢形成債臺高築的惡果。在內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與西班牙四國中自然會體現得更爲顯著。

以希臘爲例,希臘債務危機成因的內生因素有二個:第一,國家內部公共債務的上升;第二,國家外部競爭力的下降。希臘國家的公共債務的上升和外部競爭性的下降是財政狀況惡化的最根本原因。希臘公共債務的上升的原因要追溯到1979年希臘社會黨的上臺通過市場大規模舉債的基礎上,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主要是把借來的資金用於增加消費,以利於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這一系列擴大消費的經濟政策同時受益於來自歐盟其他國家的以農業補貼的形式的資本流入。從此,希臘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一直不斷上升,1995年升至110%。

學者Stelios‧Makrydakis 在1999年對希臘1958-1995的資料分析認爲:「希臘政府無法同時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預算限制,因此它的公共債務在長期是不可持續的;債務的不可持續是源於1979年的財政政策的變化,並且是內生原因造成的,因此希臘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對國家經濟進行改革以避免最後的資不抵債。」所以到了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之後,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期。從2001到2008年,希臘的平均實際GDP年增長率達到了3.9%,在歐元區中僅次於愛爾蘭。但是希臘政府並沒有抓住機會實施必要的財政整頓措施。政府債務佔GDP的比率一直徘徊在100%,財政赤字佔GDP的比率停留在5%附近。

另一方面希臘政府經常虛報經濟資料,希臘民衆欠稅情形嚴重,再加上政府腐敗也是此次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2004年到2009年之間,希臘一共三次更正政府統計資料。2004年,希臘新政府上臺後舉行財政審計修改了從1997年起的財政赤字及其他統計資料,更正後的1999年的赤字超過了3%,其實已經不符合加入歐盟的標準。2006年,希臘政府把非法地下經濟納入統計範圍以求增加GDP,更改當年的GDP資料。2009年10月,希臘將2008年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從5%更正到7.7%。幾次的瞞報數據使得希臘政府的國際信用下降,也間接導致舉債成本的增高。另一方面,希臘國內民衆欠稅問題相當嚴重,2011年6月希臘財政部發布公告,聲稱累計欠稅達到了410億歐元,佔2010年GDP的18%,佔2010年年末公共債務的12%,佔2011年預計財政赤字的246%。

希臘國家的外部競爭性的下降進而促使希臘經常帳戶逆差不斷上升。希臘在2001-2009年期間的通貨膨脹水準和歐元區的其他國家相比是相對較高的,年度CPI的漲幅比歐元區其他國家高1%。根據生產率調整後的工資上漲幅度,同樣也高於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平均水準。因此,隨着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希臘的外部競爭性下降了。從2001-2009年,以消費者價格指數爲衡量指標的外部競爭性下降了20%,若以單位勞動成本爲衡量指標則下降了25%。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外部競爭性的下降,直接導致了經常帳戶的逆差佔GDP的比率從2001年的7%上升至2008年的14.5%。2009年「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年度報告指出裡,希臘的腐敗指數是3.8(10是最廉潔,1是最腐敗),是歐盟內部成員國最嚴重的腐敗國家之一。

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同時放棄了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這兩個工具。因此掌握在希臘政府的只剩下了財政政策,而過度寬鬆的財政政策卻正是此次危機的根源。危機暴發後,希臘政府無法因,只好交出經濟主權,向歐盟和IMF求助。2010年初,希臘債務狀況持續惡化,由於歐盟並沒有明確的表明做好充分的準備來幫助希臘度過危機。因此德國對「援助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歐債危機可以說是歐盟缺乏一個超主權的穩定基金進行市場干預,防止各國債券收益率價差擴大穩定各成員國的金融穩定;歐盟還缺乏一個調整機制可以在超主權的水準上應對危機。因爲歐盟的猶豫不決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市場質疑歐洲其他國家對希臘債券的潛在擔保。導致希臘政府債券的收益率不斷上升,讓危機進一步升高。爲了立即穩定市場信心,歐洲央行宣示承認希臘債券作爲抵押物的有效性,歐盟也立刻成立了EFSF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另外,希臘也受到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希臘的兩大外匯收入的支柱產業旅遊業和航海業的營收下降與希臘鄰國交易夥伴的經貿下滑也直接導致了希臘的出口下降,這兩個因素的綜合影響也是此次危機的原因。另一方面,愛爾蘭則過度依賴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經濟。葡萄牙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這幾國屬於歐元區中經濟結構相對不合理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

隨着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金融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再加上這些國家都有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從2008到2010年,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GDP都出現了負增長,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卻沒有因此減少,導致其財政赤字猛增。2010年希臘財政赤字佔GDP比重達到了10.4%,愛爾蘭更是高達32.4%。在自身經濟增長動力有限的情況下,增稅將進一步打壓經濟,增加未來風險,削減赤字必須降低本國福利水準,這對長期以來被高福利保障的國家來說,就可能導致政治危機。

Paul‧Krugman認爲歐債危機的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歐元的不靈活性」( the inflexibility of the euro)。希臘與西班牙各國的債務問題和這些國家的財政關係並不大,主要是歐元區成員國貨幣上的統一與財政政策和勞工市場方面未融合的矛盾所引發的難以收拾的亂局。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可以說是歐洲區域一體化建設中的獨特現象,其折射的是歐元區所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奉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各國分散的財政政策。

但由於目前歐洲主要國家幾乎全部涉險,需要的援助資金將或許是歐盟無力承受的。法、德極其想扮演大國角色,但似乎最後選擇的都是明哲保身,危機來臨時,各自逃命。本月也就是2012年4月法國荷蘭兩國的政治變局導致資本市場大跌,並非因爲法國債務失控或荷蘭3A評級將被下調這麼簡單,而是上述政治格局將導致整個歐債危機的格局大變。因爲一直以來德國、法國、荷蘭等幾個經濟尚可的歐洲國家緊密團結,決定了以緊縮政策這種「治本」的辦法來解決歐債危機,並要求希臘等亟需援助的國家就範。

目前的情況可能是,直接提出財政緊縮方案的歐洲三個核心國家中,因爲民衆反對緊縮計劃,歐盟國家間內部政治已有「變天」的可能,法國就是一例,如果說歐債危機導火線是希臘,那歐洲大國法國纔是歐債危機的重心所在。所以下一步歐債危機的走向實屬難料。

作者董彥良,復旦大學博士,臺北市,教職。版權爲作者所有,請勿隨意轉載。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文章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