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財高研院重磅報告：明年中國宏觀經濟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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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中國經濟：挑戰與機遇”爲主題的2020-2021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發佈會在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舉行。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會上發佈《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20-2021）》。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盛鬆成，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伍戈，財政部政策研究室二級巡視員趙則永，軟庫中華金融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長曹國琪，上海昶元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秋等嘉賓出席發佈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總負責人田國強教授，首席專家黃曉東教授和課題組成員，以及來自政府、金融機構、媒體等各界人士參加發佈會。發佈會由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楊有智主持，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林立國，院長助理陳媛媛、陳旭東、龔關、朱冬妮等出席會議。
田國強教授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20-2021）》的宗旨、特點和基本結論作了介紹。他強調，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一定要圍繞中央的大政方針展開，項目組基於“十四五”規劃建議和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研究和解決影響全局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通過“長遠視角、全局觀念、系統思維、綜合治理、風險防範”五位一體的研究方法，強調“三維、六性”（理論邏輯、實踐真知、歷史視野，科學性、嚴謹性、現實性、針對性、前瞻性、思想性），給出政策和改革建議。而且不只是大概率的點預測，項目組更多地考慮規避和防範一旦出現黑天鵝事件小概率事件和如何應對已有顯著跡象灰犀牛較大概率系統性的風險，進行情景分析和反事實分析，有效應對短期波動風險、趨勢性和週期性因素的交互疊加和相互作用，也關注中長期制度性、結構性改革及其向縱深推進的方式。
田國強教授表示，項目由近30位獲得國內外頂尖大學博士的高水平專職研究人員組成，陣容強大，有着紮實的人才保障。近200頁的報告圍繞消費、投資、價格等13個板塊，運用了翔實的模型和公式及數據，包括國際前沿的楔值法等，建立多部門大型量化準結構性宏觀模型（IAR-CMM），將短期政策變量和中長期改革參數放進模型，有力支撐報告的科學性、嚴謹性、系統性、現實性。
田國強教授提出，中國經濟在2020年初出現斷崖式下滑，但隨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費回暖，投資增速穩步回升，進出口增速持續攀升，貿易順差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區間內寬幅雙向波動，預計全年GDP增速2.1%，成爲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並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的任務，這來之不易，彰顯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但是，中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報告將“嚴密防範各種風險挑戰”擺到重要位置，既要找到內外部風險源，也要找到貨幣、財政、宏觀審慎和產業政策等的最佳結合點。尤其是在當下空前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世界變局下，從大的格局、長遠視角及國際視野，對中國宏觀經濟進行整體把脈，分析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面臨的難點，提出要以深化改革開放暢通中國國民經濟循環。
田國強教授表示，中長期的視角來看，中國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主要面臨供給側、需求側和國際循環三方面的挑戰：一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和供給質量水平的不充分；二是中國經濟內需的提振面臨諸多難題，包括資本報酬邊際收益遞減而帶來的投資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羣體過低及家庭部門槓桿率激增帶來的消費不足；三是中國經濟國際大循環面臨外需市場的萎縮和一些地緣政治因素的干擾，出現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通過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產業鏈安全，加大需求側改革和注重需求側管理，以及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國際大循環來實現。
隨後，黃曉東教授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20-2021）》進行了詳細解讀，探討風險評估、政策模擬及其治理。黃曉東教授介紹了報告及課題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短中長期分析的結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結合；既借鑑國際一般經驗，也針對中國具體國情有的放矢；既考慮到轉型過程中制度性，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以及它們在改革向縱深推進過程中的演變，也關注到趨勢性和週期性因素的交互疊加和相互作用等，在基於量化準結構性模型的運算檢驗的同時，結合嚴謹的邏輯判斷。
黃曉東教授提出，分析與預測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要明確哪些變量對中國經濟來講是外生的，哪些是內生的，明確家庭、企業，以及金融系統的一般變量與政策變量之間的關係，同時考量中國與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世界上其它國家經濟變量之間的交互關係。
黃曉東教授表示，課題組充分重視對各種風險的防範，對不同情景下的經濟走勢、短期政策應對和中長期治理，基於預測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擬結果，課題組測算，在基準情景下，2021年全年實際GDP增速約爲8.4%，CPI增長0.2%，PPI增長0.6%，GDP平減指數增長1.8%，消費增長10.8%，投資增長5.7%，出口增長4.4%，進口增長8.3%，人民幣兌美元匯率（CNY/USD）將在6.5附近寬幅震盪。考慮到中等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下降、需求側改革、資本市場有序化、地方政府債務攀升、企業槓桿率過高、美國疫苗接種有效率、中美摩擦、國內外總體環境不確定性等因素，課題組作出中等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下降、需求側改革、資本市場有序化、地方政府債務攀升、企業槓桿率過高、全球疫情發展、中美摩擦加劇、國內外總體環境的不確定性等8種情景分析，並就各種假設情景探討了政策力度的選擇。
會上，伍戈、趙則永、曹國琪、張秋等嘉賓分別對報告進行了精彩點評，並對課題組進一步完善有關研究提出了建議。
伍戈表示，該報告很接“地氣”，也很接“天氣”，因爲很多理念思路與中央大政方針一脈相承。
談到經濟變量，內生和外生變量在很多時候相互交織，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槓桿率短期增速與利率呈現非常良好的負向相關。如果利率處於上升週期，那麼槓桿率下降。進一步地，如果明年出口同比增速較高，國內宏觀槓桿率可能要下滑。關於消費，老百姓消費能力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羣的邊際消費傾向正隨疫情消退而在上升。報告中提及的資本市場有序化很重要，但怎麼把它刻畫好不簡單。因爲資本市場在沒有發生重大系統性風險情況下，順週期性強烈。
報告非常全面地提到政策層面的變量。值得一提的是，貨幣政策目前正在由數量型向價格型過渡。過去一段時間銀行間利率提升正逐步傳導到信貸市場，房貸利率正由過去的下降變成相對平穩，這些都將對未來經濟動能產生影響。因此，利率應該被提及並給予更多重視。關於財政方面報告中提到的赤字率是狹義的概念，但專項債等沒有進入赤字的，其他沒有進入的部分量也非常大，這些都對經濟拉動強，不容忽視。
趙則永提出，報告對今年經濟運行作了非常全面、系統、客觀的評估和分析，對明年經濟預測作了比較理性的分析判斷，結果有待後續檢驗。今年因爲新冠疫情的影響，特別最近出現了新情況，給宏觀經濟研究帶來了困難，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
報告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從宏大的國際視野、世界的格局來觀察和分析中國宏觀經濟，提供了非常好的格局支撐。第二是形成制度創新的研究能力，經濟形勢反映了制度預期，制度預期體現了國家治理水平，兩者深度融合，這樣的結合體現了研究報告的深度。第三是特點強烈的風險意識，這也是黨中央和社會各界不斷強調的，我們作爲研究人員，要勇於發現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並揭示產生原因，爲相關決策提供參考。第四是科學方法的支撐，項目組堅持構建結構宏觀模型，在大的框架支撐下結合新的形勢和發展，不斷改善研究方法。
對於後續的研究，建議重點關注以下兩點：第一是產業升級，這是中長期問題，宏觀經濟模型需要特別關注。第二是區域發展，當前呈現了很多新特徵和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最新態勢，也反映了中國未來對經濟佈局的走勢。另外，從新冠疫情目前的發展來看，其正逐步從短期向中長期轉變，未來對世界、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有多大？現在確實很難做出準確判斷。對於正在產生深度影響的很多內生問題，我們的研究要充分考慮。
曹國琪表示，報告抓住了核心問題：收入結構的改變、收入水平的提高。他對“雙循環”的理解是，要加強兩頭。外循環體現全球資源的定價權、主導權，供應鏈的影響力和主導權。中國發展已經到了全球化的高度，是製造業大國、貿易大國，但是金融和實業之間一定是金融支持實業，增強全球資源配置的手段和力量。黨中央國務院號召更加深度、有質量、包容地開放，這非常有格局，尤其是對於經濟融入全球過程而言。同時，內循環要打通，之前是供給側改革，更合理、更市場化。現在是需求側的改革，很多消費傾向都是剛需，是消費能力的體現。消費意識提升的核心要增加收入、改變收入結構。這需要做到兩點：一是響應黨中央要求整頓資本市場、金融秩序，脫虛向實，讓實業有獲得，收入增長也將傳導到收入分配結構中。實業收入增長不明顯，就是因爲現在資金配置存在阻礙，流向了效率比較差的地方，這和金融創新有關。二是改善資產結構的流動性。對年輕人和很多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資產結構有問題，儲蓄結構和家庭儲蓄債務結構有問題，導致消費能力急劇下降，房地產拉動經濟，同時也綁架了很多消費能力。所以收入要增長，結構要優化。
他會上分享了兩個觀點：第一，經濟結構的改變建立在科技結構改變的基礎上，要把科技力量和消費習慣結合在一起。第二，未來增長要靠提升科技結構、消費結構，實現有質量的增長。
張秋提出，報告全面精確地反應了當下經濟現狀，非常系統深刻地提出了存在的問題。我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預測方面，報告針對不確定因素提出8種情景，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可能融合在一起或者互相影響。
第二，債務問題，目前我們看到不僅是地方債務問題，今年通過“放水”或者加槓桿，國有企業拿到了大量銀行貸款。但好幾家大型國企都出現了債務違約，風險從中小企業已經到了大型地方國企。接下來要解決地方債務問題，有些地方債務問題會向當地大型國有企業尋求某種層次的幫助，幫助解決當地財政的債務問題。也就是說，地方債務難題怎麼拆？要不要拆？
第三，從投資角度，非常關心明年調槓桿和穩槓桿，包括調結構。因爲2018年的時候大家印象非常深，不管是實體經濟還是資本市場，遭受了比較大的下滑，明年如果經濟穩增長穩住了以後，結構性是微調還是動作比2018年更加優雅？非常值得關注。
第四，是美國什麼時候退出QE（QuantitativeEasing，量化寬鬆政策）？有的研究說一年、一年半、兩年不會退，美國退出QE的標準是什麼？是GDP恢復還是疫情控制了？還是就業增長上來了？需要重點關注。
田國強教授、黃曉東教授就嘉賓提到的研究方面的建議分別進行迴應。
盛鬆成教授、伍戈博士分別作主旨演講。
盛鬆成教授圍繞《貨幣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主題，分析我國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指出目前收緊貨幣政策不利於穩增長和防風險，當前遠未達到收緊貨幣政策的條件。他表示，隨着我國經濟不斷恢復，宏觀政策取向已由“穩增長”轉變爲“穩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當前遠未達到收緊貨幣政策的條件，我國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都不應收緊貨幣政策。
他強調，我國經濟恢復基礎依舊薄弱，經濟仍在恢復過程中，遠未達到正常發展水平，預計全年GDP增速將不超過2.5%；消費雖然逐步恢復，但仍低於往年水平；投資不及預期，尤其製造業投資恢復較慢。他提出，當前我國宏觀形勢爲“經濟恢復增長+低通脹+資產泡沫可控”，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和穩定經濟增長，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都不宜收緊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處於升值趨勢；利率應保持平穩或穩中趨降；目前收緊貨幣政策不利於防範化解債務風險；要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伍戈博士的報告題目是《經濟修復的後勁》。他表示，目前宏觀中最關鍵的依然是疫情。高頻數據表明，世界經濟“蛋糕”還在修復並做大，其修復的速度快於中國份額下降速度，明年外需出口在很大程度有望處於高位。
他表示，真正引領中國消費未必是高收入人羣，隨着經濟發展中低收入羣體收入上升快，在很大程度上引領消費。目前大概率貨幣數量已到拐點，11月份社融增速已經開始下降，但並不認爲利率也會立刻下降，存在時滯。從環比而言，明年一季度經濟或許也不弱，今年很多政策存在時滯上的“慣性”，包括利率傳導或者財政支出剛需等。到時候利率大概率還可能要提升。明年槓桿率增速會下降，因爲當歷史上當出口處於高位，國內的槓桿率都是低速。如果整體槓桿率增速下行，經濟上行，不管是債券違約概率還是商業銀行不良率，短週期都要下降。疫情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地區之間的財政與經濟差異。沿海很多省份財政狀況得到了很好緩解，而中西部地區財政狀況由於剛性支出在進一步惡化，其信用風險可能還沒有緩釋。
最後，與會嘉賓和課題組成員、現場觀衆、媒體進行了互動與交流。發佈會圍繞疫情衝擊下的空前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世界變局與中國宏觀經濟發展進行了廣泛、深入研討，爲宏觀經濟發展貢獻智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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