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毛澤東一句話道出八年抗戰真相──未酬邦國中興之5（朱偉嶽）

南京城於19371217淪陷，圖爲日本軍旗插在首都南京國民政府正門上（朝日新聞社，中時檔案照）

家中既有現成的書，我在小學四、五年級時，就讀過《三國演義》及《水滸傳》，當時僅覺得三國的三個政治實體和各路人物，打得熱鬧，鬥得精彩；《水滸傳》中的好漢們，急公好義，個個不凡。隨着年歲的增長，覺得這兩本小說書，還真對我的思想行爲，有些影響。譬如三國演義首卷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就是《易經》中太極的陰陽理論在農業社會中，爭奪執政權的現實表現。

每個人事實上都生活在某種「分」或「合」的情境中，怎樣去適應這「分」或「合」，不容易啦；今天台灣藍綠白各大小咖們，都不易唄。試看先父浩公，就在他熱愛的華夏中國，超過他生命時期的長期「分」、「合」爭執中，最後在番邦加拿大的兒女家中，齋志以歿。

在「分」、「合」爭執中齋志以沒的華夏好漢們，實際還有國、共兩大黨及其他黨派無數的仁人志士，管他們「分」、「合」的理念是什麼，但通通齋志以沒了，這些不同朝代不同黨派的仁人志士們留下了什麼？原來他們共同留下來的，是一個逐漸已商業化了的或稱較現代化的華夏中國。

我恭敬地以一介小民的身分，藉此文向他們表達致敬，致謝之意；因爲在這不斷的分和合過程中，中國也慢慢地從分合中頑強地站起來了，否則超強美霸，何以竟東施效顰，呼羣保義，拉幫結派地對華夏中國，不停叫板。

因爲先母的辭世，浩公的縣政工作又異常忙碌，加以我們兄弟姐妹們衆多，因而較缺少家庭中父母親的督導及呵護，但也養成了我們較獨立的習性。抗戰時期的縣政，浩公預知這是一段中華民族偉大更生的時代，故留有日記，記述縣政梗概。

浩公對那時抗戰實情概要的形容是：軍需浩繁，貨幣貶值，物價波動，人民失所，治安堪慮，奇難雜症，突襲併發。他這28字箴言，可以代表國民政府既贏得了這抗戰時代，但也輸卻了這抗戰時代；似乎暗示着，這全民抗日戰爭開始之日，亦正是代表共黨勢力的人民政府，全面坐大之時。民61年（1972）9月27日，毛澤東先生會見日本總理田中角榮時，田中欲當面表達對侵華之歉意，毛先生笑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毛澤東先生真是偉大辯證法的明白人，一句話道出了八年艱苦抗戰的歷史真相。

支援前線作戰，最要緊是補充兵員，供應軍糧。浩公指出，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府，是中央作戰及行政之決策單位，各省省政府爲中轉督導單位，縣政府纔是真正支援抗戰的實施單位。那時最響亮的口號是: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好了，縣政的最主要工作一是徵兵，二是徵糧，亦即田賦徵實入庫，以供軍需。徵兵是每年每保（保甲爲中國舊制，抗戰時期的保甲，大約是25戶爲一甲，25甲爲一保，故一甲大致相當於今臺灣的一鄰，一保約爲一里）要徵壯丁3人，據浩公民32年10月20日日記，蕉嶺縣奉配第三補訓處新兵200名，另奉配遠征軍運輸兵130人，這330名壯丁，限於10月25日交清，如有違背，縣長交由軍法審判。

在軍法審判的壓力下，縣長等因而非忙得四腳朝天不可。上述兵源擺平後，仝年11月28日日記又記，梅揭師管區張宗良司令到縣召集會議，指稱抗戰雖然緊張，但無如今日之嚴峻，蔣委員長手令，7年來各縣之徵兵，凡欠兵者皆應立即交清，欠者逐層負責人均應受軍法審判。時蕉嶺歷年仍欠兵約500名，限於12月底前交清。蕉嶺和平遠都是面積僅約1千平方公里的小縣，且是山多田少的地方，當時每縣人口或僅15萬左右不到的三等小縣，每年徵兵300名，絕非容易的事。

抗戰志願軍。(中央社攝)

除徵兵之外，隨之而來的是徵糧；糧食的徵收，和農田收成的豐歉又直接相關。當年若風調雨順收成好時，容易處理，若遇災歉之時，是欲哭無淚的。除徵兵、徵糧是抗戰時期縣長要做的第一等大事外，還要興教育，修水利，維治安，辦實業，肅煙賭等建國事項，浩公勞瘁終日，自難免有江郎才盡之嘆。

在我的印象中，自小學入學到小學六年級，浩公從未能抽暇在家督教兒女們的課業。我們兄弟姐妹們讀書全讀得鴉鴉烏，頗具「學渣」形象，這筆帳似乎也要算到鬼子們頭上去。

（朱偉嶽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