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級教師喻旭初：高考作文少有好文章 評閱一篇僅50秒
來源：新週刊
今天上午11點10分，高考考生陸續從語文考場中走出，全國甲卷的作文題目是《可爲與有爲》、北京卷是在《論生逢其時》和《這，纔是成熟的模樣》兩個題目間二選一、浙江卷要求談論“如何看待得與失”、新高考Ⅱ卷則要求對“描紅”這一漫畫展開作答……
每年都有無數網友圍繞高考作文展開二次創作、另類解讀，衆聲喧譁之間，一個核心命題始終揮之不去：高考作文是什麼？什麼樣的題目是好題目？什麼樣的作文是好作文？
高考作文這場決定命運的寫作實踐，接受評判的時長以“秒”爲單位計算。閱卷老師快速閱讀，作出直觀判斷。最終的分數取決於標題、開頭、結尾和內文中與衆不同的表達、例證。
2020年8月，浙江高考滿分作文、充斥着大量生僻字及“場域”“範式”“祓魅與賦魅”等準學術表達的《生活在樹上》衝上微博熱搜，爲網友們貢獻了屬於“高考季”的年度例牌談資。衆聲喧譁之間，一個核心命題始終揮之不去：高考作文是什麼？高考作文又不是什麼？
從文言文答卷的“開山之作”《赤兔之死》（2001年，江蘇）到“最牛滿分作文”《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2009年，湖北），脫穎而出者的畫風讓人相信，想在高考作文中一戰成名，你得有些文采，至少也得比一般人多讀幾遍《古文觀止》、四大名著。
但高考作文分數似乎又遠不足以反映個體真實的人文素養與語言表達能力。被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稱爲“小阿城”的青年寫作者費瀅，高考作文就被判離題，僅得到25分。也正因爲如此，圍觀知名作家、學者、媒體人與閱卷老師就爭議性作品“隔空互撕”，總能令吃瓜羣衆興奮不已。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時，北京卷作文題《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仍帶有濃郁的政治意味，到了2000年之後的《答案是豐富多彩的》（2000年，全國卷）與《水的靈動，山的沉穩》（2004年，江蘇卷），鼓勵開放答案與多元化視角已漸成主流。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經歷的觀點交鋒，中國人置身的思維方式革命，在高考作文題的變遷中可見一斑。
但高考作文本身卻恰恰被指控爲應試教育中扼殺學生創造力的元兇，與“八股文”“鐐銬”等標籤相伴而生。
江蘇省語文特級教師喻旭初曾擔任高考語文閱卷作文總複查組副組長長達16年。在2019年舉辦的一次講座中，他如此描述閱卷教師的日程：早上8點坐到電腦前摁下上傳按鈕，一篇作文出現在眼前，如此循環往復1個小時後開始陷入審美疲勞，想到至少還有100篇同題作文“正在趕來的路上”，感到頭腦發脹。
換言之，這場決定命運的寫作實踐，接受評判的時長以“秒”爲單位計算，性質有些類似在門戶網站瀏覽新聞，“就是快速閱讀和直觀判斷相結合的過程，所以看得一般不太細”，最終的分數取決於標題、開頭、結尾和內文中與衆不同的表達、例證。喻旭初提到，理解高考作文之前不妨先建立“讀者意識”：“如果你是閱卷教師，在那種狀態下你最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文章？”
評閱一篇高考作文，只需50秒
《新週刊》：能簡單介紹一下你的高考作文閱卷經歷嗎？
喻旭初：我是從1987年開始參加高考閱卷的。高考語文閱卷作文總複查組副組長有好幾位，我是其中之一，主要負責到各個閱卷小組去巡查，發現其中的問題，及時加以糾正。
《新週刊》：高考作文閱卷的流程是什麼樣的？
喻旭初：江蘇高考語文閱卷起初是在南京大學進行，上世紀90年代轉移到南京師範大學。江蘇高考作文閱卷有個做法很好：在閱卷小組長提前集訓的兩天中，通過試評，發現作文的各種類型，然後有針對性地制定作文評分細則，並找出各類作文的樣卷；正式閱卷的第一天，各小組長根據每位老師的打分情況，把那些對於評分標準把握得較好的老師定下來，專門批改作文。
現在是電腦閱卷，每篇作文由三個人打分：第一位老師打了分，第二位老師在和前者毫無交流的情況下也打了分，然後交給小組長審閱。如果兩個分數相差很小，就直接取平均數；如果相差較大，就由組長重新打分；如果差距上升到定性層面，組長也難以決斷，就交由專家組裁定，不過這種情況非常少見。在人工閱卷的年代，評閱一篇作文大概需要90秒。電腦閱卷後比以前快了許多，有人估計，大概只需要50秒。
《新週刊》：參加高考作文閱卷的是些什麼樣的教師？
喻旭初：一般是各中學的中青年骨幹教師。這幾年，不少名校教師不願意參加閱卷，一是對閱卷標準有看法；二是工作量太大，太累；三是認爲閱卷費偏低。網傳加入閱卷的還有師範類院校的研究生，事實上我們一般不讓他們爲作文部分評分，原因是他們缺乏教學經驗，對評分標準掌握不好，要麼忽高忽低，要麼扣分太緊，這會影響成績的公正性。
《新週刊》：高考作文的評分標準是什麼樣的？怎樣可以得到一個比較穩妥的分數？
喻旭初：有很多年，江蘇高考作文閱卷中總結了一個不成文的“三基本”做法，即審題基本正確、語言基本通順、條理基本清楚，就可以得到一箇中等水平的“基本分”，然後根據文章具體情況上下浮動。這幾年打分時一般將作文分爲五類，“一類卷”最好，“二類卷”次之，“三類卷”（中等）是一個分水嶺，往下分別是及格和不及格。
不宜劍走偏鋒，宜“穩中求新”
《新週刊》：給當年的滿分作文《赤兔之死》評分時你也在場？什麼樣的文章能得滿分？
喻旭初：是的。當時這篇文章由閱卷小組推薦給複查組，經幾位老師傳看，都覺得挺好，最後交組長裁定。組長看完後連說“不錯不錯”，考慮到還有些小毛病，打了58分。這時候邊上的老師說，評了幾天卷也沒發現好文章，打個滿分算了。組長迴應：“好，就打滿分。”於是最後把58分改爲60分。其實，打58分是準確的。
滿分作文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立意新穎，思想深刻；一種是語言優美，很有文采。我看沒什麼共性，各有所長。滿分作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希望學生懂得，高考滿分作文也並非十全十美，你可以看，但不要模仿。因爲平均幾萬人中才有一篇，達不到這個高度，就根據自己的現有水平正常發揮。如果你能寫出個性、寫出青春色彩，那也很可能寫出與衆不同的好文章。
《新週刊》：你怎樣看待高考作文寫作中劍走偏鋒的現象？又怎樣看待《生活在樹上》那樣的操作手法？
喻旭初：劍走偏鋒比較危險，不可取，我還是提倡“穩中求新”。如果給《生活在樹上》那樣的文章打滿分，會帶來不良影響。該考生讀了些書，知識面較寬，有相當高的語言表達能力，但他的毛病很多。首先，文章的立意與題意若即若離；其次，詞語生澀，讓人費解；第三，多次引用外國名言——不知他自己有沒有理解，炫耀“學問”，故作深奧；第四，上下文缺乏合理的邏輯連貫。總之，不是好好跟人說話，讓人看不懂，這種文風不可取。
《新週刊》：高考作文能夠真實反映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寫作能力嗎？你怎樣看待費瀅在高考中的遭遇？
喻旭初：費瀅是我執教的金陵中學的畢業生，高中時就得過寫作大獎，所以她的遭遇在當時引發了熱議。由此我想到90年代初我班上的一個學生，平時作文一貫很好，但高考作文同樣被判不及格。此現象並非個別，導致不少老師不願在作文指導上下功夫，認爲再努力也沒用。
《新週刊》：很多聲音提到高考作文是扼殺創造力的“八股文”，你是如何理解的？你多年來致力於高中生作文輔導，在你看來，有可能在應試與提升寫作素質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嗎？
喻旭初：這涉及對於“寫作”的理解。真正的好文章多半具有如下特點：首先，它是主動的，沒有人要你寫，是你自己要寫，而且不吐不快，是率性而爲、有感而發的；其次，它是自由的，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拘一格，活潑靈動；再次，它是不帶功利的，不是爲了考試過關，也不是爲了拿去發表或者評獎，而是爲了展示內心真實的感受。這樣，文章纔有個性，有真情，有思想。古今中外的傳世之作大抵都是這樣。
高考作文則剛好相反：一、不是我想寫，而是考試要我寫，很無奈；二、不能由着自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而是受到題目、文體、字數、時間、場地等諸多限制，正因爲如此，它是“戴着鐐銬跳舞”；三、寫作的目的就是爲了過關得個好分數。所以高考作文中很少有真正的好文章。像你說的那樣尋求一個平衡很難。對一線語文老師來說，能做到的，就是帶動學生練好語言表達基本功。
《新週刊》：有關高考語文的另一種呼聲是，也許可以只考作文。你認爲這現實嗎？
喻旭初：不現實。2012年我所教的班級搞了個關於作文的調查，就提到了這個問題。多數學生表示反對，理由是“不全面，不公正”：不全面——“語文能力”除了寫作，還包括閱讀能力及其他範疇；不公正——作文評分隨意性較大。我基本上同意這個觀點。
《新週刊》：你認爲什麼樣的高考作文題是好的高考作文題？以你執教的江蘇省爲例，從“鳳頭、豬肚、豹尾”到“懷想天空”，江蘇高考作文題一直以深刻性和人文底蘊著稱，在文化圈評價頗高，學生卻普遍反映“難”“看不懂”。怎樣看待這種矛盾？
喻旭初：我認爲，一個好的高考作文題，首先應該有話可說，其次要讓學生有較大的自由發揮空間，千萬別在審題上爲難學生。近年來，江蘇高考作文題確實與衆不同，獨具特色：提供一段帶有議論色彩的文字，要你理解其含義後寫篇文章。它有個好處，就是可以避免猜題，但確實有時候提供的文字比較繞人。
在這個問題上，文化圈與中學老師有不同評價，這也很正常。文化圈的人往往不大考慮中學生實際，看重含蓄，看重文采，這可能也是受古代文人強調文章觀賞性的影響。中學老師直面學生實際，講究育人，講究實用，肯定不希望題目難懂。
《新週刊》：你多年研究高考作文，是否總結過恢復高考40多年來的作文題變化趨勢？近年來高考作文題的主旋律色彩越來越明顯，你是否贊成作文題緊扣時政？
喻旭初：高考作文題是一直在探索中變化的，由比較虛空到比較求實，由道德高標逐漸迴歸現實生活，由限制較多到日益開放，基本反映了40多年來的社會變化。
對近年來有些省、市的作文題緊扣時政，不少一線老師私下都有議論，也都要我發表看法。這反映了一種擔憂。我認爲高考作文不應該如此，否則就不是考語文而是考政治了。而且，過於緊扣時政，很容易讓學生在文章中說大話、套話、千篇一律的話，這就很難看出學生真實的理解能力和表達水平。近幾年出現的任務驅動型作文題，提供具體情境，規定具體要求，就比較好，也許會是今後高考作文命題的一種趨勢。
《新週刊》：得益於互聯網，90後、00後一代在學習與求知途徑方面擁有了更多選擇，就你批改的作文來看，他們的語言運用與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與人文素養是否有所提升？
喻旭初：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而且不同人身上的表現也各不相同。90後、00後大都個性比較鮮明，思想比較活躍，表達比較靈活，這些都很令人欣慰。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從寫作角度看，他們的語言表達水平往往跟不上思想開放的程度，或者說，他們活躍的思想還沒找到與之適應的表達方式。他們的文章往往新詞較多，加上不大講究邏輯，讓人讀起來多多少少有點彆扭。我想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原因。
《新週刊》：除了應試，你覺得當下中學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什麼樣的？
喻旭初：這是個好問題，也是個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中學教育的性質。中學提供的是基礎教育，即着力於培養知識的基礎、技能的基礎與做人的基礎。基礎教育首先是面向全體學生的，而不是少數“尖子”。它希望培養的也是正常的普通人，而不是“天才”。這就決定了對它要求不能太高，而應該實事求是。執教51年的經歷告訴我，要求太高，往往落空；實事求是，常常成功。
就作文教學而言，還是要堅持葉聖陶先生所說的“我手寫我心”，培養說真話、抒真情、做真人的好習慣。對學生來說，做到以下三條就很好了：把事情說清楚；把道理講明白；把語句寫通順。要讓學生懂得：普通人就說普通人的話，說人人都看得懂的話，不居高臨下教訓人，不豪言壯語忽悠人，以至真之情，寫至真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