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昆玉／決策圈愈來愈小？蔡英文決策模式的嚴重警訊
● 吳昆玉／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曾任職公關公司、雜誌副總編，危機管理顧問，現職專欄作者
政治的核心就是「權力」（Power），權力的本質則是「支配」（Dominate），在權力的運作性定義中，如果A可以強迫B去做B原本不願意做的事，便代表A對B有權力支配能力。
從西方的「魔戒」到東方的屠龍刀；從宮廷政治到家庭關係，「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一直是人類社會中無法去除的天然慾望，差別只是「天下」的大小與抗拒力量。
人們總是傾向讓別人聽從自己的指令，愈高位者愈有此種傾向，大多數時間都在「支使人」，而非「處理事」。主管與專業員工的差別，便在於「支配」與統合的法定權力。家裡有老媽發號施令，老爸自會滑着手機，頭也不擡的回答：「問你媽！」
▲蔡英文原提名黃健庭出任監察院副院長，但反彈聲浪過大，提名記者會緊急取消。（圖／資料照，下同）
身居社會上層結構的政治圈更是如此，而且不論民主或威權，權力擁有者永遠有縮小決策圈的傾向，如果老闆英明神武，全知全能，所有人聽他一個人的就好。但現實上，沒有人能在缺乏資訊狀況下做出正確決定，也無法自己去計劃執行，於是身邊必須有個小圈圈，進行通報、判讀、研擬、執行、修正、管考等工作，所謂「決策圈」便由此形成。
但人就是人，這些分享了權力光環的「高階幕僚」，一方面擔心老闆聽太多意見，頭腦會亂掉；另方面也討厭太多正負雜音干擾自己想推的奇謀專案。於是天然具有縮小決策圈的傾向，以便於「搞定」衆人，衆口一致，形成共識，逼老闆別無選項，迅速拍板。
「愛有排他性」在此作用，並不斷把樓搭歪。由「愛老闆」出發，不斷排除不同聲音、不同思維、不同利害的人們，決策圈愈來愈小，最後老闆全都聽我的，或只信我們幾個。等排除到只剩一人，老闆想打個電話找誰聊聊，都不一定找得到，因爲電話在我手上，說他接不通，就是接不通。最後這個老闆成了高參幕僚的木偶，表面上他在演，實際上我在幹，「地下XX」纔是支配者。
當上這種地下支配者是有相當「爽度」的。不論家裡或外面的人，要談什麼事就得找我談，一切是我說了算，人情與利益當然往我身上貼。即使沒有實質利益，那也是種無比自傲的「虛榮」，就跟炫富一樣，沒有意義，卻讓自己顯得高人一等。「如果什麼都搞不定，那坐這位子有什麼意思？！」常是高層小圈的口頭禪，甚至是互相使用的激將法。
古今中外的政治體系，都很難逃脫這種決策圈愈來愈小的命運，因爲依賴可信任的決策圈，決策者會比較輕鬆，否則會跟雍正一樣累死自己。從外戚、宦官、權臣，習大大的小圈圈，馬、蔡、柯的身邊人，到想把川普包起來卻氣到出書爆料的波頓，都是這種高階「圍事」的產物。種種政治制衡體制的設計，也都在防堵這種小圈圈壞大事。
監察院人事案不算什麼動搖國本的大事，卻是蔡總統決策模式的嚴重警訊，顯示一小羣聰明人爲了證明自己比別人聰明，會做出多麼與社會現實脫節的決策？！與其痛心震怒，不如調整一下決策模式，方能脫出人性的糾結。
小圈圈決策模式也許是人性的必然，卻可以經由多層次的流程予以優化。近年有關決策模式的政治學及管理學研究，可以引用修正，至少看一下Allison那本講古巴危機決策模式的書。
先進行「理性決策」，誠實分析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提供可用選項；次進入「組織角力」，得知各派系或組織的需求與底線；最後再以「官僚議價」方式，擺平抗力，推動選項，讓決策得以實現。簡單說，那種突發奇想的腦力激盪，應該在第一階段理性分析中便進行評估，而不是走到最核心決策時纔來提出。
舉例來說，如果決策前問過老柯這個熟知黨內外政治生態的老人家，或尋求過黨內派系大老的意見，也許名單就不會出這麼大紕漏，被外界一點突破。文宣要求的是創意突破，人事卻需周延考量，兩者是不一樣的思維。
其他黨也別笑得太開心，最好先看看自己家是不是走在一樣的決策路徑上，等着出一樣的大包？！蔡政府這些童子軍在上臺前，沒有執政經驗，他們是跟誰學的？！還不是跟這些老官僚們學的？！老官僚們又是從威權時代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威權時代的學長們則是從中國兩千年帝制官僚中煉出來這些「爲官智慧」。
「兩岸一家親」是個爭議口號，但「兩岸官僚一家親」，纔是讓人掉眼淚的政治現實。蔡總統，如果改不掉這些宮廷惡習，摘不掉權力魔戒的誘惑，民主與威權的差距，其實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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