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洪小文:創新的最後一公里是什麼?

出品|《新基建訪談》

作者|丁廣勝

“做平臺是很寂寞的,做ToB的平臺又加了一層寂寞”。

一面是“寂寞”的平臺化發展路徑以及基礎科學研究,一面是“熱鬧”的跨界共創。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兼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正帶領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一條獨特的技術之路。日前,以“跨界共創”爲主題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創新論壇在北京舉行。在這個微軟亞洲研究院“創新匯”的年度技術活動上,記者和洪小文進行了一次關於AI跨界與人才培養的深入交流。

洪小文表示,跨界的“界”很關鍵,很多平臺公司會過界去做應用,就變成了與客戶競爭,“儘管微軟有技術實力,但我們會守住這個界,把平臺做好,一起參與行業創新的最後一公里,這是我們的宗旨”。

除了甘於寂寞不越界,微軟還不斷地爲企業輸送人才。

在洪小文看來,從微軟亞洲研究院成立的第一天,就開始跟很多高校合作。“我們爲什麼選在中關村辦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可以離高校比較近。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在知春路,後來搬到了海淀黃莊這邊,蓋茨先生說你們要搬家了,是不是會離清華等高校比較遠,我說雖然這樣我們離清華稍微遠了一點,但離北大卻更近了一點,但你放心,我們騎自行車還是可以到這些高校的”。

這種對人才培養的經驗和決心,早已經在微軟生根發芽,並且不僅侷限在與高校合作之中,微軟亞洲研究院甚至開設了面向企業不同層次人才的AI培訓課程

洪小文指出,他們不僅是企業數字轉型的“新基建”,也是學校科研的“新基建”,現在學校各個科研項目也都需要AI、大數據

談及微軟的未來二十年要去往何處?他坦言,ToC的公司容易吸引大家的廣泛關注,但微軟堅定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價值,我們會繼續走這條路。數字化轉型已經被公認是每個行業必走的路,而ToB的產品服務,不是一觸可及的,是比較長的過程,可能10年以後各行各業的大部分企業才徹底地數字化,這就爲企業級技術和方案的提供商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而對於應用端,他表示,“微軟不會真正去做一款藥,或是去造一輛車,但我們可以通過與夥伴的合作,去參與更多合作的研究項目,做一些非常前沿東西”。

以下爲對話精選摘錄:

問:今天來參加創新匯的企業分佈在不同行業,微軟亞洲研究院創新匯的優勢體現在哪裡?您提到了生物醫療智慧城市,我們是怎麼跟他們去共創的?

洪小文:第一個優勢是微軟是一家平臺公司,我們是IT與數字化轉型的“新基建”,因爲現在數字化轉型、AI+、互聯網+、大數據,每個人、每個企業、每個行業都需要。剛剛大會上我們講,“界”很重要,每家企業都去做平臺絕對沒有必要,平臺會有很多機構去提供,企業自己做平臺耗時耗力還會有競爭,而微軟是在數字化轉型平臺中全球的領導者。每個公司都需要一個平臺,就像每個人都需要能源,但不會每個公司都去發電,不會每一個公司都去做房地產,我們微軟就是數字化轉型的“新基建”,我們的平臺是最全而且上面的技術也是最好的,我們非常有信心。這是第一個優勢。

第二個優勢,跟我們定位的“界”很有關係。很多做平臺的公司也會過界去做應用,就變成跟客戶競爭,在微軟,我們是有這種技術實力的,但我們會守住這個界,把我們的平臺做好,再去賦能合作伙伴。

第三個優勢,通常一個公司最強大的研發能力都是對內的,對內去增加自己產品的競爭力,微軟當然大部分研發也是要對內的,確保微軟的產品做好,但因爲我們有第一個、第二個特質,所以我們就把微軟亞洲研究院做的好的科研和人才開放給我們的夥伴,以及重要的客戶,大家一起參與行業創新的最後一公里,這就是我們成立“創新匯”的宗旨。

第四個優勢是人才培養,數字化轉型中既有的每個行業本身的人才再教育很重要,現在大家都需要終身學習,要能夠更加熟悉數字化技術、前沿的AI技術。所以我們做的培訓針對企業內部不同的人羣,有針對產品開發者、管理人員甚至主管CXO的數字技術、AI技術的培訓,我們跟上海儀電已經推出了很多期的培訓,這些是創新匯成員給我們的需求反饋,也是我們做創新匯的優勢。

問:數字化轉型最終是爲了生產力和商業價值最大化,對於創新匯的成員來說,AI在他們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給他們帶來了怎樣的收穫?

洪小文:創新匯所做的項目,轉化率都非常高,否則我們創新匯也不會持續做到第四個年頭。

比如說東方海外航運,我們在與他們的合作中探索出了一套全新的解決方法——競合多智能體強化學習技術,這不僅可以幫東方海外節省運營成本,還會對其業務效率帶來大幅度提升。創新匯成員華夏基金與我們微軟亞洲研究院自2017年就開始合作,之後我們在量化投資——多因子選股領域進行了合作研究,基於“AI+指數增強”的方法,我們挖掘出了與傳統投資方法低相關性的投資組合,實現了華夏基金在金融市場中的差異化競爭。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們所做的這些項目到目前爲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問:您也提到了做平臺有競爭,在中國有很多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有政府牽頭做的,有運營商牽頭的,也有各種企業牽頭的,我們的平臺跟這種工業互聯網平臺有哪些異同?您怎麼看待不同平臺之間的效率問題。

洪小文:首先平臺有好幾個層面,剛纔講到的工業互聯網可能更多是垂直領域的,我先講最底層的平臺,每個人/公司/行業都會需要,我們叫做“新基建”。工業互聯網平臺則是垂直行業的平臺。我們先說平行領域的平臺(即通用雲平臺)。

通用平臺對全世界都很重要,微軟Azure是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全球性雲平臺,我們通過與世紀互聯合作進行落地。國內雲平臺的發展近年來也很快。爲什麼我們說全球性的平臺對於中國特別重要,因爲從中國的政策看,是擴大國際國內“雙循環”,很多企業是要走出去的,要走向全球,一個全球的平臺對很多公司都是非常重要的。

講到工業互聯網這類垂直平臺,我們的政策是跟夥伴合作。譬如說跟上海儀電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工業互聯網領域,在上海那邊的智慧城市等領域,都是合作去做,我們賦能夥伴去深入垂直行業。將來我們還希望能擴展到醫療甚至金融領域。我們在中國不斷跟夥伴們探討合作模式,因爲我們不是行業的專家,我們一定是與夥伴們一起去做的,而不是我們自己去做,這就是爲什麼我說跨界很重要。

但要強調的是,這裡還是有“界”的,邊界會守得很清楚。更不要說在各個地方、各個行業,我們並不那麼瞭解行業的標準和規範,通過跟儀電這樣本地夥伴的合作,我們希望採取跨界、合作的方式,可以拓展到更多垂直領域。

問:您覺得數字化轉型中,“數字化”與“轉型”這兩個詞哪個更重要一些?

洪小文:兩個都重要,不過數字化轉型先要有數字化,沒有數字化怎麼轉型?所以,首先要做到數字化。

在中國市場,ToC業務的數字化轉型程度領先全世界,尤其是加上移動互聯網。但ToB相對來說還有一些差距,比如一些公司儘管東西做的很好,但是公司網站有的是打不開的,有的是不更新的,雖然這些東西不見得有太大的商業價值,只是把公司介紹給大家,但你會發現這些信息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沒有。數字化程度都不夠那要怎麼轉型?有些數據分散,有些東西根本沒有數字化,那就連接不起來,無法形成閉環。

問:數據是未來的“石油”,在您看來,怎麼能更好地使用這些數據?

洪小文:講到數字化,大家都知道數據很有價值,ToC這方面做得非常好,爲什麼ToC做得好,因爲很多ToC公司從成立第一天開始就是數據的原住民,成立的時候就是互聯網公司。但ToB的公司,很多都是“百年老店”,公司成立的時候根本沒有計算機,沒有數據。

很多人說數據是新能源,但其實這個比喻有點不恰當,因爲,一加侖的油就是一個加侖的油,一個比特的數據不等於一個比特的數據,因爲很多數據是當下沒有用的,所以很多數據,我們覺得它沒有用,過幾個月就丟了。但我要提醒大家不要丟數據,現在數據的存儲非常便宜,平臺的重要性也就突顯了,你把它放在那裡,總有一天可以用得上,而且數據不是你想像的數據,有一些原先沒想到的數據,之後把它們結合起來可能就有很大的作用。數字化並不是把數據變成數字就是數字化,我們要看看數據原住民是怎麼來看待數據的,今天要把這些方法徹底地放到每一個公司裡,包括ToB的公司。

問:您剛纔提到微軟是在做數字化時代的“新基建”,我覺得在過去20年裡,微軟在中國的科技領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處於一個有“新基建”、數字化多個時代命題的節點下,在未來20年,您作爲院長會給微軟亞洲研究院設定怎樣的目標和計劃?

洪小文:我想微軟在這方面肯定會做下去,我們會做好我們的平臺,賦能每個人、每個公司、每個行業。微軟的CEO Satya之前也寫了《刷新》這本書,講到我們要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畢竟高科技變化很快,做平臺是很寂寞的,做ToB的平臺又加了一層寂寞。因爲大家可以看到ToC的東西摸得到、看得到,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但ToB的東西一般大家是看不到的,而且很多的商業機密也不能對外講。

寂寞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耐不住寂寞,而是從社會的角度看,關注都很少,包括投資也是,ToC的公司可以爆起爆落,因爲大家都很關注。但我們堅定地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價值,走自己的路,目前也發展得很好,我想我們會繼續走這條路。而且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像Satya也說了,疫情發生以後,兩年的數字化轉型在兩個月就實現了,你會發現像微軟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間反而有了更多生意的網絡,因爲數字化轉型已經被公認是每個行業必走的路。而ToB的東西,不是一觸可及的,是比較長的過程,可能10年以後各行各業的大部分企業才徹底地數字化,這也爲企業級技術和方案提供商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說到微軟亞洲研究院,雖然我們的核心並不是做像無人車這樣很新奇的東西,但我們發現以後可以跟更多的夥伴合作。譬如說我今天介紹的關於生物科學的合作,跟環境保護、碳排放相關的合作,都是在跨界,所以說又回到了“跨界”這個話題。這種跨界的創新,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可以讓我們的路更廣,雖然我們有些東西不一定是自己直接做,不會真正去做一款藥,或是去造一輛車,但我們可以通過與夥伴的合作,去參與更多這樣的合作研究項目,甚至於可以做一些非常前沿的東西。

問:之前我們也說跟清華等很多的高校之間有一些聯動和合作,您還在清華開了《數據、計算與人類未來》的課程。我們在產學研方面的合作未來會是怎樣的走向呢?

洪小文:上次我穿這身西裝就是清華110週年校慶的時候。其實我們微軟亞洲研究院與學校的合作是很有淵源的,從研究院成立的第一天,我們就跟很多高校合作,我們有一個高校合作部門。更不要說我們的研究員都是來自於學校,我們每年招非常多的博士生,所以我們與中國的高校有特別多的合作。我們爲什麼選在中關村辦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可以離高校比較近。當初進入中國的時候我們就選址在這裡,一直就在這裡。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在知春路,後來搬到了海淀黃莊這邊,蓋茨先生說你們要搬家了,是不是會離清華等高校比較遠,我說雖然這樣我們離清華稍微遠了一點,但離北大更近了一點,但你放心,我們騎自行車還是可以到這些高校的。

當時98年成立的時候,我們要確保辦公室是清華、北大等周邊高校的同學們騎自行車就能來的地方,到今天還是這樣。我們跟高校的合作是必然的,以清華爲例,我們最開始與計算機學院合作,後來拓展到軟件學院,當然跟計算機相關數學、應用數學自然也有合作;我們重視IP便有了跟法學院的合作;還有關注數字化轉型,有了跟商學院的合作;現在我們進一步與生物醫療有關的生命科學、醫學院合作;與跨學科的蘇世民書院合作;以及做節能減碳的研究與環境學院合作,還有跟地球系統科學和可持續發展中心的合作。

其實,我們不僅是企業的“新基建”,也是學校科研的“新基建”,現在學校各個科研也都需要AI、大數據,因此我們還有另外一層合作的關係。

問:大家知道企業對人才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給企業培養人才是不是微軟亞洲研究院也在承擔的一部分社會責任,這是爲什麼?怎麼做到的?

洪小文:微軟一方面有企業責任,一方面也是自身的需求。微軟成立於1975年,我們來中國是1998年,在之前技術是小衆的,主要人羣是以前我們說的Nerds(類似極客或現在對碼農的稱呼),以前小衆的時候我們自己多培養人才,就會有更多人可以編程,所以我們一直在投入,在計算機方面的人才培養,一直是我們很重要的目標。

現在數字化轉型是換成另外一個方式,數字化轉型人才的培養可以分兩個層面。一個是既有企業的人要不斷地升級,包括你我也一樣,尤其是AI,不要說我三四十年前學專業就是AI,十年前學的AI與現在的AI都不一樣了,技術的變化特別快,因此我們要終身學習,這樣個人纔有可能保持競爭性,企業纔會保持創新性,不可能都仰賴別人,一些新基建創新的想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員工。員工的培訓不僅是技術人員的培訓,中層管理者甚至到決策者需要有怎樣的培訓也都要考慮,這也是每個人自我不斷的終身學習。

另一個就是人才培養的多元化。第一,在中國,有外國文化背景的人是相對較少的,這就導致多樣化有所欠缺;另外一個多樣性化就是女性,當技術是小衆的時候,多元化不一定很重要,但是今天技術是大衆的,爲什麼是大衆的呢?因爲幾乎每一個人都需要,大家基本都有智能手機,每天都要用好幾個APP,越來越多的人都在關心科技的問題,所以,今天技術是大衆的,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我們都與技術分不開了。

雖然在使用技術的人羣當中,男女比例應該是接近一半對一半,但我們的女性從業人數卻太少了,據瞭解,在與我們合作的這些大學裡面,大一計算機相關專業的入學新生當中,女生的比例只有不到11%。當技術是服務於大衆的時候,如果從業者的多樣性不夠,那麼有可能我們研發出來的產品無法很全面地去服務所有人。所以人才培養,一方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對我們自身的發展很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