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臺中美關係會迎來轉機嗎？未來將有更多談判
（原標題：拜登上臺中美關係會迎來轉機嗎？聽美國權威學者“論中美”）
【環球時報記者 白雲怡 王雯雯 陳青青】編者的話：2021年，中美關係會迎來轉機嗎？過去幾年，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關係越來越牽動人心。從挑起貿易戰到對華全面打壓，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動作不僅將中美關係推向懸崖邊緣，也在國際上讓衆多國家無所適從。不到一個月後，拜登新政府將上臺，不少人認爲這是改善中美關係的一個機遇。但不可否認，諸多現實性難題擺在眼前。中美關係究竟該如何定位？未來有哪些重大風險需要規避或管控？《環球時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兩位國際政治學界的大咖——約瑟夫·奈和格雷厄姆·艾利森，前者以“軟實力”學說而聞名，後者是“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兩人均已年過八旬，巧的是，他們都是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都曾在美國政府工作多年，並當過助理國防部長。
環球時報：您認爲拜登的對華政策會和過去4年特朗普的政策有哪些不同？
奈：在拜登領導下，你會看到更具預測性、更少意識形態色彩的對華政策，特朗普時代那種充滿個人色彩的政策變更將不復存在。
不過，有些問題的深層根源是在特朗普上臺前就存在的，比如美國認爲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沒有按公平規則行事，對國企進行補貼，強制知識產權轉讓等。這些問題將繼續成爲拜登議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些特朗普不願與中國合作的領域，比如氣候變化、應對新冠病毒等，我想你會看到拜登政府的興趣。
環球時報：從更長遠的視角，您如何定位中美關係？
奈：我將美中關係界定爲“合作性競爭”，即你必須同時注重合作與競爭。具體來說，美中關係將有一部分類似傳統的大國競爭，是“零和遊戲”；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即美中都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上，兩國的關係又將是積極的。未來的美中關係將是“傳統大國競爭”和“新型大國合作”的混合體。
環球時報：中美之間面臨哪些重大風險？該如何管控？
奈：兩國有必要在各個層面保持不間斷的聯繫，比如定期舉行峰會以及政府官員、經濟官員和軍方層面的對話。
我們面臨的一大危險是，一些偶然事故或事件可能引發一場危機，而危機又會演變成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熱戰。臺灣、南海和朝鮮半島都可能是潛在“爆發點”。這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制定溝通和危機預防管理的程序極其重要。
基辛格博士曾說，我們應避免1914年一戰的事情重演：那時，沒有一個大國真的想要一戰，他們只想要一個“小插曲”，但現實卻以一場持續4年的災難性戰爭告終，而這場戰爭摧毀了三個帝國，併爲世界經濟帶來可怕的挫折。
環球時報：您在《道德是否重要？從羅斯福到特朗普的總統和外交政策》這本新書中提到，追求“美國優先”沒錯，但問題是如何用道德去實現這一點。
奈：是的，領導人是否捍衛國家利益不是一個問題，每個領導人都會這麼做。但在如何定義國家利益上，空間很大。你可以從短期、零和博弈的角度來做一個很狹隘的定義，也可以從更寬廣的視角、從各方的利益來定義國家利益。我認爲拜登已表明他傾向於第二種定義，他對國家利益的界定要比特朗普更加廣泛。
制定國際規則，未來將有更多談判
環球時報：新冠疫情會對全球秩序產生什麼影響？過去幾十年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還會繼續嗎？
奈：我認爲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也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就不是完全自由主義的，也並未遍及全球。冷戰時期，世界大部分地區被排除在這一秩序之外，比如中國和蘇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的興起都給現有國際秩序帶來挑戰。但這並不意味着現有秩序的終結。畢竟，中國的經濟增長從這一秩序中受益匪淺，世界在減少貧困方面也從中受益。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修復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這需要兩件事：一是美國和中國共同努力，去建立這樣一個體系，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這將有利於所有國家的利益；二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是否有能力讓每個人都從現有秩序中受益，不要讓全球化摧毀很多羣體的工作和機會，進而導致他們抵制這一秩序。
環球時報：規則應由誰來定，美國還是中國？
奈：“中國只是在破壞規則”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我們未來勢必將看到更多談判，討論什麼樣的規則可以接受，哪些規則可以被廣泛遵守，哪些不能。我認爲，中國在很多領域都對維護《聯合國憲章》等規則抱有濃厚興趣。我也認爲，在諸如核不擴散等一些領域，美國和中國可以合作制定規則，應對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環球時報：21世紀即將迎來第三個十年。未來十年，世界將面臨哪些重要挑戰？
奈：我們已經看到，民族主義情緒在所有國家都在上升。當一個國家面臨內部的民族主義壓力時，多邊合作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但另一方面，只要不走向極端，這種情緒就是可以被管理的，而且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是健康的。未來數年，合作帶來的積極成果與民族主義能否結合起來共存，我們將拭目以待。
兩國共同面對五個“巨型威脅”
“中國是美國必須想法設法與之共存的國家”
環球時報：拜登政府有可能重新考慮建立一種不同於傳統大國關係的中美關係嗎？爲什麼？
艾利森：數年前中國曾向美國提出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它的核心意思是兩國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當時的奧巴馬政府認爲中方說的範圍包括臺灣、西藏、南海主權等，不願接受這些主張。後來的特朗普政府也沒有考慮過。
我認爲沒有理由認爲拜登的觀點會和奧巴馬有所不同。正如拜登在競選期間說的那樣，他視中國爲嚴肅的競爭對手，並決心不僅要讓美國參與競爭，還要贏得比賽。他的政府一定不會對中國“軟弱”，而會更“聰明地”打擊那些他們反對的中國計劃，同時與中國合作維護一個我們可以繼續生活的世界。
但是，正如中國當時提出這一建議後我曾說過的，如果這意味着中美將共同努力定義一種新的關係形式，我對這一概念非常讚賞。一名中國政府人員曾對我解釋說：爲什麼中國呼籲一種新的大國關係？因爲傳統的大國競爭經常導致戰爭。他告訴我，中國的領導層經常談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必要性。
因此，我希望兩國領導團隊能共同發展一種對兩國關係的新定義——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新戰略理念。今天，競爭成爲兩國的主流，以至於掩蓋了合作，但兩國領導人會意識到，這兩個偉大的國家生活在同一個小星球上，在這裡，科技（核武）與自然（氣候）將迫使二者共存——因爲另一個選項是共同毀滅。
我建議美中可以從當年里根向蘇聯領導人提的問題中尋找靈感。里根當時問：“如果地球被敵對的火星人入侵，蘇聯和美國會如何應對？”里根旨在強調致命對手間的共同核心利益。
今天我們也應該問一個里根式的問題：美中是否正面臨着類似外星人入侵的威脅，即挑戰已嚴峻到雙方不得不合作？不需要考慮太多就能得出肯定答案。五個“巨型威脅”赫然在目：核末日、核無政府狀態、全球恐怖主義、氣候破壞以及疫情大流行。面對每一個威脅，我們共同的國家利益都遠大於那些分裂我們的利益。
正如菲茨傑拉德（美國作家、《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編者注）所說，“一流智力的標誌是，大腦裡同時存在兩種完全矛盾的觀念，但二者並行不悖。”對美國來說，中國既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強勁的對手，也是它必須想方設法與之共存以免同歸於盡的國家。
環球時報：新冠肺炎疫情會如何影響中美關係？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選後的混亂讓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成爲爭論話題，您認爲美國需要某種改革嗎？
艾利森：我們需要認識到，新冠病毒的威脅建立在一種深刻、無法避免的結構性現實之上。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它真的可能取代美國的現有位置——我們一度相信我們處在啄序最高位置是與生俱來的。簡言之，這是一場經典的修昔底德式競爭——它包含了這一概念所暗示的所有元素，比如一場災難性戰爭的真實風險，儘管雙方都不希望發生。
各國在抗疫這場“戰爭”中的成敗，包括疫苗競賽，將無可避免地成爲這場競爭的主題之一。中國成功將感染人數的曲線“拉平”甚至向零靠近，美國卻陷入困境，再多言辭也無法掩蓋這一點。這對美中的整體競爭、兩種制度孰優孰劣以及美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從歷史看，民主國家對挑戰的反應一直比較遲鈍，美國尤其如此。但一旦它們集中其精神，反應能力就會很強大。無論是獨立戰爭，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假如都在上半場就結束，那美國都會是輸家，但最後的結果並不是這樣。所以，在對抗新冠病毒這場“持久戰”中，現在就認爲美國已“出局”還爲時太早。
環球時報：中美該如何處理在人權、自由等方面的分歧？未來中美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是否會加劇？
艾利森：會加劇。在拜登政府時期，美中兩國在人權、自由和民主方面的分歧會更加明顯，因爲人權運動者一直是民主黨選民中一個有影響力的部分。此外，美國人都贊同《獨立宣言》中的有關主張，並認爲民主是確保公民自由的最佳政府形式。
不過，有思考能力的美國人會明白，上述這些只是願望，而不是已經實現的成果。正如我此前曾在書中寫過的，美國的民主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今天，美國的民主是不正常的——華盛頓D.C.已成爲“不正常首都（Dysfunctional Capital）”的代稱。當選總統拜登已明確表示，他最重要的挑戰之一就是彌合一個高度分裂的國家，以表明我們的民主可以爲所有公民服務。
如果美中註定要共存，那麼兩國除了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外別無選擇。我想，美中可以從當年肯尼迪總統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的想法中汲取靈感。他和赫魯曉夫曾處在一場可能導致數億人死亡的核戰爭邊緣，那次經歷使他清醒過來，開始認真尋找更好的道路。在肯尼迪被暗殺前最後一場關於國際事務的重要演說中，他提出，此後美蘇關係的目標應是建立一個“多元化的世界”。美國不應再尋求埋葬蘇聯，而是應在一個有多元政治體系、充滿不同甚至相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裡存活，並讓他人也存活下去。兩個競爭對手可以激烈地競爭，但必須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以展示誰的價值觀和治理體系最能滿足其公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