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美中角力下的全球供應鏈重組難題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捨棄了奉行40餘年的對中政策，且隨着對中貿易戰、科技戰相繼登場，2019年過後，川普政府更將中國通信設備大廠華爲及IC晶片製造商中芯，先後列入制裁的實體清單，意圖從源頭掐斷中國的科技供應鏈，甚至要求國際盟國加入這場重組全球供應鏈的戰役，但這一系列做法顯然有違美國二戰後一向鼓吹的市場競爭與自由貿易精神。
何以如此？或可從川普總統倚重的中國政策專家、美國著名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 Pillsbury）在2015年的著作《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看出端倪。身爲對中鷹派人士的白邦瑞在著作中提到，過往40年來美國對中策略建立在五個基本假設上：一是美國相信中國所傳達的國家羸弱訊息（無能與腐敗政府、領導無法進行必要改革等），使其以爲中國終將崩潰；二是美國相信與中國交往可獲取完全合作，中國在國際事務觀點上將漸漸與西方一致；三是美國相信中國希望在制度與價值觀上向美國看齊；四是美國相信中國鷹派力量微弱，不至成爲美國的國家威脅；五是美國相信中國經過長久發展後，終將從原本的獨裁政體走向民主。
然而，當中國頻頻在南海測試美國容忍底線，甚至聯合第三世界國家挑戰美國霸權時，讓人驚覺前述五項假設存在莫大錯誤，若任其發展，未來恐須爲此付出代價。白邦瑞進一步借鏡中國戰國時代思想，擬訂12步打贏中國的策略，好扭轉美中之間失衡的天平。若仔細探究，不難發現其中有許多策略已獲川普政府採行，諸如近期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迅速升溫，抑或是美國聯合五眼聯盟對中進行科技產品封鎖皆然。
只是，儘管美國劍指中國有消弭貿易不公平競爭、鞏固國家安全的目標存在，但美國企業家們未必響應政府號召。例如全球汽車業市值第一的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總裁馬斯克（E. Musk）便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具競爭優勢的電子供應鏈，該公司不會將產線移出中國，甚至將加大投資中國。今年9月上海美國商會（AmCham Shanghai）的調查更顯示，約有70％的美國製造業廠商無意將產線移出亞洲，而高盛9月初所公佈的市場研究也顯示，僅有少部分美國企業如服飾業正將產線移出中國，電子通訊業等產業在沒有他國建廠替代選項的情況下，缺乏搬遷產線的意願。
不僅是美國企業家們對產線移出中國顯得意態闌珊，美中對抗下身處夾縫中的日本企業亦是如此。即使日本政府推動獎勵關鍵戰略性物資業者回流生產的補助政策，但誘因仍不足。像是日本著名家戶用品製造商大山（Iris Ohyama）便指出，在日本國內市場有限的情況下，經濟誘因不夠強烈，日本企業自主回國生產的意願並不高。
就臺灣來說，美中對抗帶來的問題恐怕更爲嚴峻。從經濟部資料可知，臺灣在總出口及資通訊產品出口中，對美出口份額已分別由2001年的22％及23％下滑至2020年（累積1至9月）的14.7％及10.3％。這意味着雖然近期臺灣與美國的政治關係看似急速升溫，但美國市場對臺灣出口的重要性已不若往昔。相對的，臺灣對中國總出口佔比卻呈現逐年攀升態勢，從2001年的27％上升到2020年的43.6％（累積1至9月）。若再以貿易戰開打以來，美國政府高度關注的資通訊產品出口來看，臺灣對中國出口佔比更由23％一路上升至53.7％，顯示中國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尤以資通訊產品爲然。因此，對於臺灣來說，倚着中國這個龐大市場，卻又在國安考量下必須配合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未來在產業及整體經濟的發展路徑都將左右爲難。
誠然，2019年美中貿易衝突白熱化後，臺商的光學器材、電子及資通訊產品確實有回臺生產的趨勢，但誠如2019年仁寶科技董事長許勝雄所述：「Notebook、PC電腦，本身這些都是一、兩千樣的零組件，轉移不是那麼容易，還牽涉到龐大的人力、供應面，還有運輸環境條件等等。」顯示大規模的供應鏈調整不易。更何況，就今年以來的中國貿易表現來看，第二季中國的出口與進口在全球的佔比，不僅未因疫情受挫，反而分別來到約11％及16％的歷史高點，足見中國在全球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令全球供應鏈重組非區區數載可成，且仰賴全球貿易甚深的臺灣經濟亦難與中國大幅度脫鉤。
即便今年11月初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川普連任與否尚在未定之天，但在類如白邦瑞的論點已成爲美國對中策略基本架構、美國民意瀰漫反中情緒，以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亦表態抵制中國的情況下，美中經濟衝突大概也不會因選舉結果而有所改變。一言以蔽之，隨着美中角力越見激烈，身處風暴中心的臺灣在這過程中如何拿捏，平衡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難度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