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中美阿拉斯加對談後的局勢和臺灣的因應
今年（2021年）三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大陸對外事務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2+2會談中劍拔弩張，互不相讓。會場氣氛可以用以下幾個字形容：初試水溫、互不示弱、出口轉內銷（由會議的強硬姿態，擴大對國內宣導）、鬥而不破。
中國大陸本想營造友善的氣氛，做爲中美兩國策略對談的基礎。但會談前，美國製裁數名涉及香港選舉的香港及中共官員，又分別拜訪了日本、韓國及印度官員，佈局明顯將矛頭指向中國，並針對香港、西藏、新疆、臺灣問題，做了激怒中國的發言。在避免失去裡子又丟了面子的情況下，中方在會談中採取高亢、激烈的發言。而美國國務卿也不輕易妥協，目的在於向全世界、美國人民宣示美國重返國際社會的企圖心，並遏止中國進一步擴張的野心。不過，這是否代表拜登表面做足氣勢，向國人交心，或者真正地承襲川普抗中的意志，和中國展開後續對抗，仍需進一步觀察。
在拜登官員強硬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一些隱憂：第一，拜登以內政、處理疫情爲優先，針對外交投入的心力可能相對有限。第二，拜登以建制化、打羣架、結合同盟策略爲主，在合縱連橫之間，中國比較有喘息空間可以騰出手來對付臺灣。第三，拜登欲重建國際秩序，但在中國龐大市場的吸引下，如果美國未提出更多的「公共財」（如公開承諾、軍事實力展現、經濟利益交換等），其他國家能否同心站在同一陣線，值得疑慮。第四，拜登內閣中，有不少人是猶太人，在戰略上防俄是否優於制中呢？也值得觀察。
再進一步看，兩強相爭過程中，美國去中化，中國也在去美化。美國禁止將有美國智慧財產權、設備、技術知識（know-how）的東西輸往中國。同樣地，中國也積極與美國在中國廠商、臺灣二線的半導體、IC設計廠商合作，並鼓勵臺灣企業赴中國投資，擺脫美國的影響。尤其是中國針對特斯拉汽車內的鏡頭，認爲有收集資料之嫌，禁止官方、國營企業購買特斯拉的汽車，有教訓美國廠商的味道。
此外，美國印太司令公開指出，未來五、六年，臺海處於高度的危險中，令人心生警惕。最新一期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更報導指出：臺灣是地表最危險的地方。之前，爲了因應臺海的危機，新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認爲，兩岸應該創造「建設性的模糊」。
除了建設性的模糊之外，我們認爲臺灣應該原則堅定、手段靈活，就像新加坡、菲律賓處於兩強之間仍靈活遊走。大國旁邊的小國以不得罪大國爲主，並利用品牌、智慧財產權、國際認證、系統整合等差異化的優勢來尋求經濟的發展。例如：德國旁邊的瑞士、荷蘭，分別以鐘錶、生技、巧克力；以及花卉、金融、物流等行業來區隔德國的石化、汽車及工具機等，以維持競爭優勢。尤其在臺灣對中國有鉅額貿易順差、大幅出口的情況下，不能民粹地只說，我們依賴中國市場，中國也同樣依賴我們的技術等等，需知中國是共產經濟，可以不考慮成本效益提高臺灣的進口關稅，或改由其他國家進口，而臺灣的市場經濟很難要求廠商配合，做出重大的改變、犧牲。
同時，儘可能爭取兩岸交流的恢復，讓中國有和平交流的希望和想像，否則在和平統一無望的前提下，中國可能啓動對臺灣的軍事戰略。尤其是五、六年後習近平的第四任連任在即，必須向其全國人民展示績效指標（KPI），特別是在臺灣問題的進展上。
至於可能制衡中國與美國，臺灣如何與之建立連結？臺灣和拜登的淵源不如川普，因此透過擴大投資美國、贈送酒精、口罩、防護衣及協助美國再工業化，創造就業機會，取得拜登及美國人民的信任，再由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邁向經濟合作協議（ECA），最後再爭取難度最高的雙邊貿易協定（BTA），「付出代價、先經後政、先務實再務虛、按部就班」等應是臺美經濟、政治合作的指導原則。
此外，在經濟的接軌上，透過代工生產、海外佈局、短鏈、在地深化等策略，臺灣和美國在供應鏈上的合作已有相當根基。接下來，應是透過併購、合併、投資美國廠商，取得技術、人才交流、商業模式，尋求在AI、5G、物聯網等嶄新領域、生態系的建立，使臺灣透過新技術、人才、商業模式的取得，才能保有對中國大陸、東協國家的技術領先與整體競爭優勢。最後則是資本市場的接軌，如尋求臺灣證交所和那斯達克市場的合作，甚至整合臺灣新創前20大企業，成立臺灣新創20的聯合指數至美國掛牌，使美國資金可以來臺投資，擴大臺灣資本市場的縱深，併爲股市注入活水。在臺灣企業更容易自海外資本市場籌資時，產業的升級轉型也就可以大步邁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