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讓孩子自殘、自殺的“藍鯨遊戲”
如果看到疑似“死亡遊戲”的羣組，請報警。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個有點驚悚，但值得每個人提高警惕的事情。
這幾天，我從小夥伴那裡聽到了一個新詞——藍鯨遊戲。
最初，我以爲這是他們90後的手遊或桌遊新寵，可在聽了小夥伴的科普後，我感到脊背一陣陣發涼。
原來，這不是王者榮耀或狼人殺的同類，而是一種真實的，正在讓一個又一個玩家殞命其間的死亡遊戲。
“藍鯨遊戲”誕生於俄羅斯，僅在過去的半年，通過社交網絡，它就已導致了數十例相關的自殺事件，死者多爲青少年。而且，它正在向更多國家傳播，英國、阿根廷等國都有青少年因之自殺。據權威媒體的消息，“藍鯨遊戲”最近也已侵入了中國的社交網絡。
究竟是誰設計了這個死亡遊戲，又怎樣佈下陷阱讓一個又一個生命自主走向終結？爲什麼受害者多是青少年？
有網友說，玩這個遊戲的孩子純屬“吃飽了撐的沒事幹”的腦殘，但書單君在查閱了多家外媒的相關報道後發現，“藍鯨遊戲”絕沒那麼簡單。
儘管話題比較驚悚，但出於引起警示、防止更多青少年沉溺的目的，書單君覺得有責任把我的觀察和思考分享給大家。
魔鬼的陷阱
有人將“藍鯨遊戲”比作一頭“吞噬生命的猛獸”，書單君深以爲然。這頭“野獸”不僅兇猛，而且有組織、有計劃。它四處搜捕脆弱的靈魂，再通過一系列暗黑的設定，促人自殺。
參與者接觸藍鯨遊戲，往往是從網絡上一個帶有自殺羣組鏈接的恐怖圖片或是視頻開始的。加入遊戲相關的社交網絡羣組後，就會有管理員不斷地向遊戲者下達指令，要求他們每天完成1個任務，直到第50天步入死亡。
這些任務聽起來讓人不寒而慄，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在凌晨4點20分起牀，看恐怖電影；
一整天不和任何人說話；
自己說出自己的死亡日期，並接受它；
之後每一天都是凌晨的4點20分起牀，自殘並和鯨魚說話。
最後，結束自己的生命。
爲了防止遊戲參與者退出，管理員會有意識地收集參與者的真實信息，包括家庭住址、裸照等。曾有一名參與者想要退出，結果收到恐嚇：“你媽媽明天走不到公交站”。她大驚，因爲自己的母親就是乘坐公交車上班，於是不得不繼續玩下去。
看到這裡，你也許已經發現，“藍鯨遊戲”的設計者一定是個擅長心理操控的高手。
比如，爲什麼遊戲規則會要求參與者在凌晨4：20起牀？因爲據心理學家研究，這個時間段正是人一天中精神最脆弱的時刻。起牀後看恐怖片，更是加重了這種精神狀態。
比如，遊戲任務的難度是由易到難，緩緩升級的。這應該與人類心理的“錨定效應”有關。前一天的任務會成爲今天任務的“錨點”：昨天已經在胳膊切了三個淺口，那今天在腿上刻幾個口子也就不是不可接受了。像走臺階一樣，參與者就這麼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
再比如，參與者加入遊戲前，管理員會要求他們提交裸照、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一旦參與者想退出，便以擴散裸照、傷害家人爲威脅。對於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來說，這樣的恐嚇手段有足夠的威懾力。
但書單君認爲遊戲最險惡的地方，在於它對管理員的設置。
據自由歐洲電臺的報道，只需繳納60歐元，就可以成爲“藍鯨”遊戲的管理員，享受一個個生命在自己引導下走向死亡的快感。重要的是，管理員是不需要自殺的。
這讓書單君想起了心理學上著名的“路西法效應”。
197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實驗中，他挑選了一些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的大學生作爲受試者，並將他們隨機分爲獄警和犯人兩組，給獄警配以警棍、哨子，爲犯人剃去頭髮，置於模擬的監獄環境中。
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獄警和犯人角色規範的影響，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獄警”對“犯人”進行暴力管制，而“犯人”也彷彿真的犯了罪一樣，默默承受一切。
到了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扮演獄警的大學生已經變得殘暴不仁，而扮演犯人的大學生們已心理瀕臨崩潰，原定兩週的實驗不得不宣告終止。
津巴多說，在特定的社會角色下，我們是否會像上帝最愛的天使路西法一樣，不知不覺地對他人做出難以置信之事，從而墮落成魔鬼撒旦？
“藍鯨遊戲”的管理員，就像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的獄警，掌握着遊戲規則賦予的權力，便將自己的行爲合理化，引導參與者完成一個個自殘任務，最終自殺。
也許你會以爲，設計出如此險惡遊戲的人，必定是老辣惡毒、面目猙獰之輩。然而2016年10月，當“藍鯨遊戲”的創造者Philipp Budeikin落網時，警方發現，他竟然年僅21歲，是一名被驅逐出大學的心理學專業學生。
Budeikin有着典型的反社會人格。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母親無暇顧及他，他也沒有朋友，性情孤僻，整日泡在網上，花了5年時間完善“藍鯨遊戲”的心理控制流程。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獄中，這名多起自殺案的幕後黑手竟收到了不少少女的表白信。
“藍鯨遊戲”的心理操控性確實很強，但爲什麼成年人很少陷入其中，受害者多是青少年？那些給Budeikin寫情書的少女，又爲什麼會愛上想要奪取人們生命的人？
青春期的痛
在回答對“藍鯨遊戲”的看法時，一位知乎網友匿名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經歷：
十年前初中，父母不和，雙方都想讓我出局。我的消極情緒達到頂峰，就和另一個家境相仿的同學相約自殘，那時候我倆用按鍵手機，一到晚上就互通短信匯報進度。當時覺得沒人容得下我心中的痛苦，一點皮外傷根本算不了什麼。
如果那個時候有藍鯨遊戲，我想我會毅然決然地跟着做。對當時的我，這個遊戲會成爲指路明燈。
在“藍鯨遊戲”受害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困苦。
今年2月，在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的烏斯季伊利姆斯克，兩位女孩——15歲的Yulia Konstantinova和16歲的Veronika Volkova——雙雙從14樓高的公寓上跳樓而死。
Youlia在自殺前曾在VKontakte（俄羅斯社交平臺）上發佈了一條“終結”的狀態。此前，她還發布了一張藍鯨的圖片。
而Veronika則在個人頁面上寫道：“感覺陷入了迷失…終結”。此外，她還經常在網上發佈消極、陰鬱的內容，比如，“你有沒有感覺自己越來越沒用？”、“我就是個幽靈”。
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齡，他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慨？
人類行爲學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親密行爲》中提出過一個觀點：人類對親密關係的不同階段有三種要求，即“抱緊我—放下我—別管我”。
3歲前，孩子需要通過不斷做壞事，來確認父母對自己的愛，所以這時他要的是“抱緊我”；
進入兒童期，孩子一方面需要幫助和灌輸，另一方面又開始探索外界，所以這時他需要“放下我”；
而在青春期，孩子有了隱私、獨立等需求，所以“別管我”。
像Yulia和Veronika這樣的孩子，正處在“別管我”的階段。發展心理學研究指出，青春期孩子的重要心理特徵，就是尋找“自我”。他們極度渴望獨立、自由與認同，渴望從同伴和集體的認可中獲得自我的確證與歸屬感，在他們的眼中，這比成績和家長表揚，甚至比生命還重要。
這讓書單君想起了一部德國電影，《浪潮》。
在這個講求人人平等的名爲“浪潮”的“法西斯組織”中，“邊緣人”蒂姆最爲狂熱。
他父母親對他極其冷漠，在班裡不受同學待見，經常被混混欺負，他對周圍沒有歸屬感，也沒有連接感。當“浪潮”成立，一切都變了。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甚至班上有同學主動來幫助他對付欺負他的混混。
可以說，“浪潮”給了他溫暖和歸屬感。他燒掉了自己的耐克、阿迪達斯等名牌服飾，只穿“浪潮”的白襯衫和牛仔褲；當組織需要，一貫懦弱的他，甚至有勇氣爬上城市的高層建築物，在高空噴上“浪潮”的標誌。
“浪潮”對蒂姆來說，就像溺水之人抓住的一根稻草。他不在乎這個組織有多麼專制，也不在乎它有多麼排外，他只想要組織的溫暖。當“浪潮”宣佈解體時，蒂姆無法接受，他掏出槍，向着人羣怒吼，“沒了‘浪潮’，我什麼都沒有了”。
在打傷一名同學後，蒂姆飲彈自盡。
那些參加“藍鯨遊戲”的少年，正如溺水之中的蒂姆。他們苦悶，孤獨，缺少真正的關注，“藍鯨遊戲”的出現，便像是那根救命稻草。創造“藍鯨遊戲”的Budeikin被捕時說：“那些人都是劣質人種，我是在清理社會垃圾，否則他們也會危害社會。他們死得很開心，我給了現實中他們沒有的東西：溫暖、認同和溝通。”
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曾在《心理學原理》中寫過一段話：
如果可行，對一個人最殘忍的懲罰莫過如此：給他自由，讓他在社會上逍遙，卻又視之如無物，完全不給他絲毫的關注。當他出現時，其他的人甚至都不願稍稍側身示意；當他講話時，無人迴應，也無人在意他的任何舉止。
要不了多久，他心裡就會充滿憤怒，就能感覺到一種強烈而又莫名的絕望，相對於這種折磨，殘酷的體罰將變成一種解脫。
某種程度上，“藍鯨遊戲”讓參與者獲得了久違的關注與認同，但這代價來得太過沉重。
也許在當時，生命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但他們沒想到的是，人生的迷霧與陰霾總會散去。
那位年少自殘的知乎網友還寫了他後來的故事：
“十年過去了，我現在已經是個神志正常的人了，怕痛怕到要死，格外珍惜生命。我已是個可以自我治療的成年人，但若回到過去，身爲一個絕望的未成年人又怎能抵擋住披着‘救贖’外衣的藍鯨遊戲呢？”
對於脆弱的心靈，“藍鯨遊戲”好比惡魔般的存在。但這場邪惡中，還站着嗜血的看客。
17歲的俄羅斯女孩Rina Palenkova在鐵軌邊發佈兩張自拍後，臥軌自殺。這一行爲不僅讓她成爲藍鯨玩家效仿的偶像，也吸引了聞着血腥而來的看客。
Rina自殺慘烈的照片、沾滿血跡的衣物，甚至是死前的聊天記錄，都有着旺盛的地下交易需求。
如果說“藍鯨遊戲”的參與者與操控者都是病態的，那這羣買家與看客又何嘗不是呢？他們兩眼放光地盯着屏幕，渾身散發着獵奇與腐朽的味道。
在寫作過程中，書單君一直在想，我們能爲阻止這場變態的遊戲做些什麼？
打擊“藍鯨遊戲”，各國政府已經出擊；關注問題青少年的心理狀況，重視他們對歸屬感和同伴關係的需求，是各個家庭和學校應盡的責任。但在檢索資料時，我卻發現很多旁觀者的態度實在有些不妥——
有人在罵遊戲的參與者是腦殘，有人表面在出謀劃策，其實更像是調侃揶揄，“4點20分起牀，幹嘛不背些單詞？”，“有這閒工夫，看來是作業佈置少了”。而每條這樣的評論，都能獲得數萬的點贊。
我想，畢竟人命關天，作爲旁觀者，如果沒能意識到事件背後的複雜問題，至少可以少些輕佻的評論，以免把不該被娛樂的事娛樂化，把有心理問題的青少年推得更遠，推向藍鯨遊戲佈下的陷阱。
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提到過，我們每個人，不論窮富，不論是否有心理疾病，都在追尋愛，都希望別人“注意到我們的出現，記住我們的名字，傾聽我們的意見，寬宥我們的過失，照顧我們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或許我們就更能理解那些走向“藍鯨遊戲”的青少年。他們和我們一樣，只是沒能得到足夠的愛與歸屬。
*本文原刊於公衆號書單，鈦媒體已獲作者授權，略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