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復甸／轉型正義的褫權法案侵害司法核心
▲褫權法案常被用來做政治報復的手段。（示意圖／視覺中國CFP）
所謂褫權法案（Bill of Attainder或Writ of Attainder），是指立法機關訂立法律，不經司法審判而對人民處以死刑或其他刑罰，或剝奪人民權利及沒收財產的制度。早自十四世紀，英國君主或是國會，爲了對付政治對手，不願冒險經由法官與陪審的判斷，遂由國會針對特定人做成褫奪權利或是判刑的法律。從愛德華二世開始，血腥的英國王權爭奪就常以褫權法案作爲手段。
持續到亨利八世更是英國政爭慘烈的一段，無論對英國，甚至對世界都影響巨大。亨利八世與元配皇后不睦，另結新歡，於一五三四年，透過國會通過「繼承法」（Act of Succession），宣告與後妻所新生的伊莉莎白公主爲王位的正統繼承人。
「繼承法」中並規定所有臣民都必須公開宣誓，接受法案與法案依據的「君王至上」（Royal Supremacy）理論。其後，國會又通過「叛國法」（Treasons Act）。拒絕承認「繼承法」者，得處以「叛國罪」。同時，亨利八世決定捨棄羅馬教廷，改奉國王爲最高領袖（Supreme Governor）的英格蘭國教會。先後多少政治對手都不經審判，喪命於褫權法案（Bill of Attainder）。
歷史上死於政治鬥爭的褫權法案許多著名人物，如：喬治克拉倫斯公爵（George Plantagenet, Lord Clarence, 1449－1478）、托馬斯·沃爾西主教（Cardinal Thomas Wolsey, 1475—1530）、湯瑪斯·摩爾爵士（Thomas More 1478 –1535）、湯瑪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 1485— 1540）、亨利八世第五任王后凱薩琳 （Queen Katherine Howard 1523 –1542）、諾福克公爵（the Duke of Norfolk, 1538 - 1572） 撒瑞公爵（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 1516/1517 –1547）、丹比公爵（Henry Danvers, Earl Danby, 1632 – 1712）、蒙茅斯公爵（James Scott, Duke of Monmouth. 1649 –1685）。一些利用褫權法案侵奪政治對手個人財產就難計其數，不勝列舉了。
但在1696年，處決Sir John Fenwick（1645 –1697）之後，英國即不再有用褫權法案行政治報復之案例。英國的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其《政府論》中，就已經提出了三權分立與制衡的觀念。這樣的設計到了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689 - 1755）又後繼提出三權分立（trias politica）完整的架構。三權分立即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平衡的學說和制度。
美國經歷了激烈的討論，訂立了舉世第一部成文憲法，記取了英國政治報復的慘烈教訓，在憲法第一條中就規定立法權的限度。在第一條九項三款中規定，「不得制訂褫權法案或溯及既往之法律。」（N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 所謂褫權法案依Black’s Law Dictionary之定義，爲「未經審判對特定個人或團體施加處罰之特別立法」。在美國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v. Lovett, 328 U.S. 303 （1946） 案中，定義爲「對於指定之個人或易於特定之團體成員，未經司法審判及施加處罰之立法」。行爲美國各州憲法分別禁止州立法機關通過這樣的法律。
因此，在美憲之後，採分權理論禁止褫權法案，各國莫不奉爲圭臬。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一項一段規定，「凡基本權依本基本法之規定，得以法律或本於法律爲限制者，該法律應具一般性，且不得僅針對個案生效。」其他各國即使未以明文著於憲法條文之中，只要遵循分權理論的憲政秩序，便不可能准許褫權法案存在。
美國憲法之中會有褫權法案禁止，就是源於英美有政治報復之歷史。然而近來，民進黨推動所謂轉型正義，先後訂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公職人員年資並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都以特定之團體或可得確定之個人爲對象，規避司法審判而以立法直接給予剝奪權利之強制，其違背分權制衡，爲憲政秩序所不許之褫權法案，至爲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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