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次從制度層面關注高校抑鬱羣體，他們因何不快樂？
記者 | 原禕鳴
編輯 | 許悅
9月11日，國家衛健委公佈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其中明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此次衛健委發文，要求普查抑鬱症學生，意味着抑鬱症將被“拿到檯面上來”。
近些年來，大學生患抑鬱症的比例逐年走高，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曾感覺抑鬱。而另據中國兒童中心的一份報告，中國17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萬人受到各種心理問題的困擾，如抑鬱、焦慮、強迫、自殺自傷等，如果不及時發現並有效干預，許多問題會延續到成年。
許多人都誤以爲，抑鬱症與“快樂”的學生時代無關，它找上的總是那些在職場中摸爬滾打的上班族，是經歷產後精神困境的媽媽。高校曾經被稱爲“象牙塔”，以形容它與複雜社會的隔絕。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社會階層板結、就業難度陡增等壓力正分毫不差地傳導至大學生羣體裡。
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鬆蔚認爲，大學生的抑鬱症高發與社會的內卷化是分不開的。
上大學之前，年輕人都認爲，擁有好的人生的唯一方式就是上個好大學。然而拼搏了十幾年，終於相信自己有了前途，到了大學看到了真正的就業環境，學生突然意識到，自己其實沒有很強的競爭力，面臨的挑戰也不會因爲上大學而變小。“自己多年的努力，也不能換來一個好的未來。這個斷崖式的落差，社會沒有能給這個孩子任何解釋說明，只能由他自己來消化。”李鬆蔚說。
畢業之後能不能找到工作、大城市能不能落戶、能不能養活自己——北京平安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田亮這些年一直在接觸高校心理衛生工作，他發現，實際上，許多大學生在這些問題上表現得十分焦慮。
據教育部對外公佈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002萬人。但畢業後在大城市扎穩腳跟、落戶、用自己的積蓄買房，卻是4000萬大學生中極其個別的存在。
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牀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陳俊則認爲，大學生患抑鬱症有着十分複雜的誘因，上學和就業壓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家庭的問題、本人的性格、早戀的問題、霸凌、加上現在觀念更加開放，小孩子經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社會上的事情，不像以前接觸不到那麼多外界的消息，也就沒有了多想的空間。”陳俊從業20年，他知道抑鬱率正在結結實實的升高。
95年後出生的一代中國年輕人，無論出生在哪個城鎮，幾乎都是在互聯網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互聯網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的普及大大拓寬了孩子們的視野，但對心智尚未成熟，獨立思考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這對教育體系的改革、家庭教育的轉變，都是不小的挑戰。
Block M等人於2017年於SCI期刊Front Hum Neurosci 上發表文章稱，利用媒體行爲與影響研究 (MBIS) 數據庫中19776名受試者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傾向於使用更多媒體如互聯網、電視及社交媒體的人往往也更抑鬱。
現在就讀於北京一所高校控制工程專業的陳奕龍患有中度抑鬱症，而他的誘因，正是典型的社會壓力所致。他告訴界面新聞記者，自己抑鬱最嚴重的階段是去年考研的時候。備考的那一整年，陳奕龍一週只給自己放一個晚上的假，平時都是從早上學到半夜，週末他會在下午五點結束學習，和朋友一起喝酒，一起看看球賽。
經過一年的努力，陳奕龍順利地成爲了本校本專業的研究生，但在這個專業領域裡，他從未感受過快樂。“控制這個專業很吃文憑，我想有個好出路只能再讀研，我一點也不喜歡，但有什麼辦法，只能硬挺，熬出頭就好了。”
說着等待“熬出頭那一天”，但陳奕龍心裡清楚，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到畢業那天，他也不確定自己真的可以“熬出頭”。
高校畢業生就業的挑戰越來越大，社會對於抑鬱症的歧視，更讓患病的大學生在應聘時難度雪上加霜。 田亮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抑鬱症對找工作確實是有影響的，現在對抑鬱症的歧視還是比較普遍。“公司不一定因爲你抑鬱症而不要你，但是進來之後公司人員會格外關注你，過兩年還能不能繼續留在這家公司就不一定了。”
然而，儘管中國的抑鬱症發病率走高，能去看心理醫生的比例仍然很低。即使意識到自己出了心理問題，患者的“病恥感”卻很重。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慄克清在全國心理衛生學術大會場外公益直播中談道，現如今抑鬱症患者的就診率不到10%。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數據也給出相似的結論：大學生抑鬱症患者的就診率不到三分之一。但縱觀抑鬱症患者整體，大學生可能已經算就診意願較高的了。田亮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在他從業多年的經驗看來，年輕的抑鬱患者比年長者更傾向於就醫。
大學生周譯明患抑鬱症的誘因是感情問題，在患抑鬱症後，他認爲自己不配就醫，抑鬱症就是對自己的懲罰，況且他認爲原因出在自己身上，醫生救不了他。但事實上，自我責怪並不應該就拒絕就醫，就像犯了錯誤的人感冒了也應該吃藥一樣。
李鬆蔚認爲，不僅是抑鬱症患者，社會對抑鬱症的認識都應該加強，具體表現對抑鬱症患者的“另眼相看”，“我們不會說心疼糖尿病病人，但會心疼大部分抑鬱症病人，我們總覺得抑鬱症和其他的病人不一樣。”
由於和抑鬱症相關的自殺案例時常見諸報端，很多人便把抑鬱症和自殺放在了一起來談，將抑鬱症患者放在了“失能”的狀態下。“好像抑鬱症患者都要被重點關注，隨時都會自殺一樣。所以現在，抑鬱反而成了抑鬱患者的壓力源。”李鬆蔚說。
田亮也表示，如果真的患上了抑鬱症，該治療治療，該旅遊旅遊，不要過度責怪自己，也別太把抑鬱症當回事。“就像感冒一樣，每個人都可能遇到，會心情不好的纔是正常人，如果從來沒難過過反而不正常。如果有的人時間長還沒走出來，選擇尋求幫助也是很正常，就像重感冒，要去醫院一個道理。”
抗抑鬱的最常用藥中，文拉法辛100多元一盒，還有百適可、百憂解、曲唑酮都是幾十元一盒。在各醫院精神科看診，診費有所差異，不過以田亮所在的平安醫院精神科進行專業心理諮詢爲例，50分鐘不到200元。
界面新聞記者採訪的抑鬱學生，全都來自小康家庭。不過，對於我們未能採訪到的高校貧困抑鬱症患者，由於抗抑鬱症的藥物和診費大多能走城鎮醫保，治療費用理應不成問題。
但互聯網信息魚龍混雜，能否找到了正規的專業心理諮詢師也是個考驗。
田亮說到，前些年國內心理市場非常火爆，社會上心理諮詢價格明顯比醫院內的心理諮詢價格要高上很多。大家看到了商機，培訓機構就多了，從而誕生的二三級心理諮詢師也多了。
其中不乏優秀的，但水平參差不齊很明顯，出現了一定的社會亂象。2017年心理諮詢師資格考試被取消，同時政府加大了行業管理，這個情況才逐漸好轉。但仍不能排除心理諮詢師水平有限，並不足以幫助學生走出陰霾的可能。
而本次衛健委《方案》的出臺，大方向得到了專家的一致認可，這是大學生抑鬱症問題首次在結構層面得到了國家的重視。但專家們同樣擔心，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是否會侵犯學生的隱私權，從而加重學生的“病恥感”。
比如，普查大學生抑鬱率，篩查出來的有問題的學生，學校會如何處理？學校的心理諮詢是否足夠專業？僅僅普及高校是否足以覆蓋青年抑鬱症羣體？
在衛生系統內，隱私保密制度是職業道德，不管是醫院還是學校還是其他機構都必須嚴格遵守的。“很多人開玩笑說，我用一個眼神就能殺死你。其實真的是這樣，對待抑鬱症患者的一個異樣的眼神，可能成爲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保護抑鬱學生的隱私極其重要。”田亮說。
9月25日，全國心理衛生學術大會的場外公益直播中，慄克清談到，學校現在有點矯枉過正，就怕學生跳樓。因此而進行的大面積篩查，能不能真正從學生本身出發，保護學生隱私，這是難以保證的。
篩查出來有問題的學生，學校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進行治療也是一個問題。李鬆蔚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師的難處，清華大學的學生曾和學校反映心理諮詢的預約時間，最快只能預約到半個月以後的時段。
高校的心理諮詢師的人手普遍不夠用，因此只能控制諮詢總時長、控制每個學生每學期的諮詢次數、或讓老師加班。但老師也不會因此有更多的收入，積極性就會受到打擊，很明顯這些都不是最合適的辦法。
李鬆蔚還提到，學校的心理諮詢和社會機構的兩點區別——首先，前者是免費的，學生和老師的積極性、投入度和配合度和付費諮詢相比都有折扣；其次，學校的心理諮詢並不只是爲學生服務，他們還承擔着管理的工作，比如學生表達自己要休學的意願，可能就會被教育，校園心理諮詢師會規勸學生不要這麼想，這就很難保證完全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田亮也告訴界面新聞：“學校畢竟不是醫院，尤其是中小學的很多心理老師都是畢業了就直接去了學校，臨牀經驗積累的不一定夠。”需要進一步加強培訓。
田亮建議，學校不一定要事後干預，而是提高對心理知識普及的重視程度，消除歧視。比如在校內公共場所用漫畫等多元的形式，宣傳一些抑鬱症的相關知識，提示並建議學生到學校心理諮詢室或由家長帶到專業機構進行諮詢，這樣做到及早發現儘早干預。
學校也要努力告訴抑鬱症的學生，要開誠佈公地來談論這件事，將情緒藏起來是沒必要的。
田亮還將關注點放在了篩查後如何處理上，篩查出來了一部分學生後，學校會有一套完善處理流程及轉介制度，以確保學生得到及時的心理干預，對待學生進行評估，根據學校實力患有輕度抑鬱的學生留校治療，抑鬱程度嚴重的學生則轉介到醫療機構，由醫療結構進行干預等等。
但是，僅有高校行動起來是遠遠不夠的，共同努力打造一個更鬆弛多元的社會風氣很重要，李鬆蔚認爲，社會應該給大學生鬆鬆綁，有的人可以做科學家，但如果大學生畢業後只能做個普通工人也很好，行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現在社會上鼓勵這種多元鬆弛的文化的聲音越來越多，我覺得現在的脫口秀演員、北大畢業生李雪琴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患有過嚴重的抑鬱症，現在依舊可以積極樂觀的面對生活。雖然眼下還沒有形成巨大的連鎖效應，只能影響一小部分人，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起碼趨勢是好的。”李鬆蔚樂觀地說。
多名專家在採訪中還提到了，要行動的不只是大學，更是高中、初中甚至小學。田亮在接觸抑鬱症患者的工作中，經常能碰到小學生和初中生。
衛健委數據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爲問題困擾，每年至少有25萬青少年因精神心理問題失去生命。因此，各個年齡段的學生的心理問題，都應得到重視。
《方案》的出臺，雖然給出了大方向，但學校具體怎樣落實，直接決定了成千上萬的抑鬱學生能否重拾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