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一夫一妻制是否過時? 比爾·蓋茨的離婚引致的一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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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NO.063一夫一妻制是否過時? 比爾·蓋茨的離婚引致的一個思考

關鍵詞:婚姻、一夫一妻制、比爾·蓋茨、性服務人口[1]。

最近比爾·蓋茨的離婚與婚外情新聞,引致一些關於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否過時的討論。十年前,西安交大金禾中心俞煒華的《婚戀與選擇》(山東人民出版社)也論述過婚姻消亡論。

評論者說比爾·蓋茨的人設[人物設定]崩了。其實,我們不應該爲了他做了幾乎所有男人都會做的事,就否定他在其他許多方面的重大貢獻。在進化生物學上,男人與女人最大的不同是,一個女子需要九月懷胎,多年哺乳與教養,才能夠有效地把基因遺傳下去;而一個男子,只要約一個小時,就能夠把基因遺傳下去。因此,男人天生人人花心。如果有男人說他不花心,你可以有信心地假定,他或者是性無能,或者是講謊話。因此,對比爾·蓋茨的離婚與婚外情不必過分誇張與譴責,何況他好像並沒有用任何強制、威脅、欺騙等非法或不道德的方法。以他的財富與地位,可以說是已經很剋制了。

不必排斥其他選項

本文要討論的主要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否已經過時?筆者的答案是:是,也不是。作爲人們的近乎唯一選項,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已經過時;作爲人們的一項主要、甚至是應該被鼓勵的選項,還沒有過時。

作爲人們的近乎唯一選項,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老早就已經過時。即使大多數情形,一夫一妻的婚姻對個人與社會都是有利的,是能夠增加人們的快樂的,我們也不必排斥一些人的其他選項,包括單身、同居、協議非單一配偶制(Consensual non-monogamy), 甚至性服務等。這些安排,主要影響直接有關的人,社會不必去限制他們的選擇。如果你本人不接受配偶購買性服務,你可以與之交涉,甚至離婚,但社會看來沒有禁止的理由。其實,性服務一方面給那些沒有配偶者購買這種服務的選項(這在男女比例失衡與大批單身鄉村居民入城工作中國尤其重要),另一方面給天生花心的男人避免用更加造成家庭與工作不穩定的方法(包二奶、勾引上司的女兒等)來獲得滿足,對增加家庭穩定與社會和諧有重大貢獻。

一種現象,可能負作用大於正的,如果不存在,可能更好,但如果靠政府去禁止,則往往更加糟糕。例如飲酒,過分酗酒造成許多問題美國曾經於約一百年前全面禁酒(叫Prohibition),結果造成黑市、劣質酒、高價、黑勢力的興起、警察的貪污、法律尊嚴的下降等巨大危害,比酗酒的危害大幾十倍,結果只好取消禁酒令。

人們認識不足:鼓勵婚姻與一夫一妻制的一個理由

既然筆者主張,在沒有嚴重影響他者(例如通過破壞環境)的條件下,應該儘量讓人們有選擇的空間,爲何在婚姻與一夫一妻制上,不也讓人們選擇就好,爲何可能應該鼓勵呢?

首先,雖然婚姻是讓人快樂的,但大家卻沒有足夠認識到。在荷蘭與美國,人們多數認爲,結婚並不能夠增加生活滿意度,但實際上,研究結果卻發現,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受到了婚姻的正面影響(Kapteyn等2010,第99頁)。

其次,我們常常會被新聞報道或傳聞所誤導。我們常常聽到某某人婚姻破裂,某某人離婚等壞消息,使人們說“婚姻是愛情墳墓”。其實,多數快樂的婚姻沒有什麼傳言,而少數有問題的婚姻就有很多傳言。你如魚得水時,不會找親戚朋友談;你有問題時,才找親戚朋友談。所以很可能會誤導旁觀者。

幾年前,在中國一家頂級經濟學期刊,《經濟學季刊》,有一個有趣的結論。文章的標題是“好男人都結婚了嗎?”,但研究的結果是:“不是因爲好男人都結婚了,而是因爲結婚了,有了妻子的‘相夫’,他才成爲能夠賺取高工資的好男人”(王智波李長洪,2016,第838頁)。所以,如果對象適合,一夫一妻的婚姻大概是互惠互利程度最高的安排。

可能很多人會認爲,男女關係並不需要結婚,而且性愛服務在市場上也可以買到。然而,雙方長期相互適應配合,而能達到的各種關係的高度,並不是一夜夫妻或商業服務所能夠達到的。經濟學有分析“在工作中學”或“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男女關係也是一樣的,也需要長期學習。有研究表明,最好的性愛是在雙方關係15年或更長久之後[見: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6/jul/23/why-sex-is-better-in-a-long-term-relationship  ]。

根據近年美國的一個研究報告(Amato & James 2018),結婚後快樂增加,但過後好多年快樂略微下降,尤其是5到10年後,看來所謂“七年之癢”有一定的根據。但十多20年之後,快樂又會大量回升。上海政府2015年的報告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這個報告發現,八成以上的上海女性感到幸福。而在所有女性中,幸福指數最低的是結婚不到三年的女性。最高的是結婚20年或更久的女性(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10.28的報道)。看來婚姻真的需要雙方長期耕耘,才能夠收穫長久的快樂。由於涉及長期的回報,人們往往低估其利益。(詳見本站研究局“黃有光專欄”,2020年5月25日的文章:《結婚比單身快樂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

避免人口下降:另外一個理由

中國人口已經面對下降的趨勢,不但應該馬上全面放開生育解除限制,甚至需要鼓勵。雖然單身與同居者也有生育孩子的情形,但畢竟是極少數。其實這是幾乎所有經濟水平比較高的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而且會越來越嚴重。快餐、外賣、電視、電腦、網絡等方便與娛樂,使單身成爲很多人認爲不錯的選項。

平均而言,一個女子一生需要生育2.1個嬰兒,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人口不下降。這個數目超過2的原因是因爲不是所有的嬰兒都能夠長大成人。在兒童死亡率比較高的社會,這個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 rate)需要約2.3或更大,才能維持人口總數。在很多地區,這個數字比2小很多,例如近幾年,韓國低於1,新加坡低於1.2,中國大陸低於1.7,如果沒有大量移民進入,長期人口會快速減少。(中國的數據,將來會向韓國等“看齊”。)

單身與生育率低是人們的選擇,爲何社會需要干預呢?這是因爲涉及可能但還未出生的孩子的福祉

快樂研究發現,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例外只有一些非洲的很貧窮與有戰亂的幾個國家與東歐幾個在轉型時期的國家),絕大多數人是快樂的。不過,幾乎所有的家庭,在決定是否要生育時,並不會考慮這個多生的孩子將來的正福祉,只考慮多生對原有家庭成員的影響。如果這影響整體而言是負的,即使不是負很大,例如負100個單位。那麼,即使新出生的孩子將來會有一萬個單位的正福祉,遠遠超額抵消對原有家庭成員的負100個單位的影響,那個家庭多數不會決定多生。絕大多數人,對可能但還沒有出生的人(prospective persons),好像幾乎完全沒有同情心。

然而,從整個社會而言,不可以不考慮可能但還沒有出生的人的福祉。不然,就會有下述悖論。如果有一種氣體,放入大氣中,會使全球的人更加健康快樂,但失去生育能力(但沒有失去,反而加強性能力;哈哈!),100年後就沒有痛苦地去世。世界滅亡!如果每個人都認爲快樂的增加,超額抵消不能夠生育的損失,則從原有人們的觀點而言,釋放這種氣體是好的。然而,如果考慮到可能但還沒有出生的人的福祉,筆者認爲是不好的。(詳見本站研究局“黃有光專欄”,2019年1月9日的文章:《應該全面放開限制 甚至需要鼓勵生育》。)

除了有利於生育,一夫一妻的婚姻,對孩子的教育與身心健康成長也有比其他制度更好的作用。因此,一夫一妻制並沒有過時。

文獻

王智波、李長洪 (2016).  好男人都結婚了嗎?《經濟學季刊》,15(3):917-940。

AMATO, P. R., & JAMES, S. L. (2018).Changes in spousal relationships over the marital life course,In: Alwin D., Felmlee D., Kreager D. (ed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ife Course. Frontier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vol 2. Springer, Cham,pp. 139-158. 參見:https://www.businessinsider.sg/happiest-point-in-marriage-2018-4/?r=US&IR=T

DIENER, E., KAHNEMAN, D. &HELLIWELL, J. (2010).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PTEYN, Arie, SMITH, James P. & VAN SOEST,Arthur (2010). Life Satisfaction, In Diener et al., pp. 70-104.

[1] 本文部分取材自本專欄以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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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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