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中德關係：學習軍事卻拒絕納粹
在20世紀的20~30年代，國民革命軍得到德國極大的幫助。這個情誼甚至延續到政府遷臺後的「明德專案」。(圖/滕昕雲《鐵血軍魂：抗戰前期之德式標準新中央軍暨淞滬會戰評析》)
近日，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園變裝活動中，扮演納粹軍人引發極大爭議，甚至以色列、德國的駐臺代表處，都爲此事表達失望與譴責。就在相關爭議延燒之際，有些人聯想到抗戰爆發前，中華民國與德國的軍事交流歷史，認爲國府也曾與納粹聯手，並仿效納粹獨裁政體並不光彩。但事實上，國府雖向德國學習軍事，卻並不認同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甚至國府還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也支持德軍的反希特勒行動。換言之，國府自始至終都是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很值得國人瞭解那段歷史。
德國在一戰後戰敗，卻因此成爲首先與中國簽訂平等條約的西方國家。(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許多人以爲中德合作就是國府與納粹的合作，這看法並不正確。事實上中德合作的時間點早於納粹黨上臺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中國在凡爾賽和約也受不公平對待，這種類似「同病相憐」的關係，使中德都有互存互助的意識，因此雙方展開恢復邦誼進行談判。1921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與德國代表卜爾熙在北京簽訂《中德協約》，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的平等新約，德國成了首先廢除對中國「領事裁判權」的歐洲大國，大大的提升中國人對德國的好感。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國府依舊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特別着重軍事交流。原因之一是北伐期間，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發生過幾次立場衝突，此時國府已下決心和共產主義畫清界線。原因之二是眼見日本侵略中國日急，蔣中正希望趕緊爲中國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化的軍隊。鑑於英國以海軍爲主，陸軍實力薄弱；美國此時孤立主義，不理會國際事務，因此德國就成了最佳選擇。透過曾在德國留學的著名學者朱家驊居中牽線，國府主席蔣中正連絡到德軍統帥部的參謀長埃裡希·魯登道夫上將(Erich Ludendorff)。
同時，德國也有意與中國進行合作，因爲德國缺少製造優良鋼材所需的鎢與銻，中國則產有這兩種稀有金屬，所以中德就以「礦業合作」的名義進行交流，而「礦業顧問」這個名義，也成了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包裝。這是因爲德國必須迴避凡爾賽和約，至於中國，則是要隱暪日本，不能把備戰訓練公諸於世。原先蔣中正希望魯登道夫上將能親自來華擔任軍事顧問，但是魯登道夫自覺年事以高，也顧慮自己的身份會引起英法的疑慮，因此改派他的學生馬克思.鮑爾上校(Max Bauer)來華，鮑爾成爲第一位德國駐華軍事總顧問，此時是1928年，德國處於威瑪共和時代，納粹黨還不成氣候。
鮑爾病逝後，赫爾曼.柯林貝爾(Hermann Kriebel)接替他的職務，這時候的德國，納粹黨已然掘起，柯林貝爾是個狂熱的納粹黨支持者，他有着強烈的種族偏見，因此與國府相處的並不好，僅待了一年就離任。事實上，納粹黨的種族偏見正好解釋了國府絕對不會納粹化，甚至可說沒有納粹化的資格，因爲當時中國在國際形象上就是無助的弱小國家，又能種族岐視誰呢?
許多人認定蔣中正與納粹很類似，還以爲他是個納粹主張者，這種看法完全錯誤。蔣雖然佩服納粹黨的動員能力，以及讓德國恢復活力的幹勁，但是蔣卻從來沒有同意過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與超人理論。雖然表面上，蔣是一位軍人出身、大權獨攬的執政者，但是他卻不具備獨裁者的特質：狂妄地認爲自己無所不能。相反的，蔣一直認知自己所學不足，經常請教著名知識份子，只可惜蔣脾氣剛烈、耐心不足，總是談到雙方不歡而散悻悻收場，這個性格弱點使得蔣的公衆形象不好。但是他堅信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而非走向獨裁；無論就目標或是手段，蔣都不是納粹主張者。
之後來到中國的軍事顧問都沒有納粹黨背景，包括喬治·魏澤爾中將(Georg Wetzell)，他曾在1932年的上海戰役期間，指點國軍如何阻擋日軍。漢斯·馮·塞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有着「德國國防軍之父」的美名，他一向重視軍官養成與素養，對於國軍培養人才幫助很多，並且提供中國大量的德國裝備，包括德制鋼盔、德式制服與德制火炮，此時中國的軍用物資多達60％是從德國進口。最後一位是塞克特的學生-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法肯豪森是停留最久，與中國關係最好，貢獻也最大的總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