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程序員離開北上廣深杭，他們後悔了嗎？

（原標題：離開一線城市的程序員們後悔了嗎？這裡有一些真實的打工人體驗）

作者：鄧舒夏 ▪ 孟佳麗    責編：高莉珊

互聯網紅利時代的悄然落幕，以寫代碼爲生的一些職場人，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過去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互聯網從業者在北上廣深杭這些城市之間流動，比如從北京這種房價比較高的城市，向杭州這種有房價優勢的城市流動。”互聯網招聘平臺拉勾聯合創始人鮑艾樂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但最近幾年，她發現一些從業者開始大量從北上廣深杭向其他二三線城市流動。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行業的發展已經進入成熟期，即便在北上廣深杭這樣互聯網產業發達的城市，新晉“打工人”也很難迅速積累財富。

“互聯網行業剛剛爆發時是帶有光環的，這很像20年前的外企，很多程序員可以靠頻繁跳槽獲得高薪，企業也願意爲這個泡沫付錢，但現在這種溢價少了，大家都漸漸迴歸到生意的本質。”鮑艾樂說。

另一個趨勢是，二三線城市對於碼農的崗位需求在增加。根據職場社交平臺“脈脈”發佈的《2020人才流動與遷徙報告》，中國IT互聯網產業正在向二線城市擴展，所需崗位也從測試、運維等基礎技術崗位，向產品研發等核心崗位傾斜。在廈門、珠海、南京等城市，高級JAVA開發工程師、前端開發工程師、C++開發工程師等崗位的需求量都排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二三線城市，互聯網行業的邊界已經被打開，一些深受“996”“007”之苦，同時很難晉升到管理崗的碼農會意識到，自己大可不必侷限於租房敲代碼的生活，他們可以將學到的互聯網思維用在任意城市的任意行業。至於工作技能，那就更不必擔心，因爲從一線城市積累的經驗，可以讓他們“降維打擊”。

然而，多位從一線“轉戰”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坦言，現實並沒有想象得簡單和輕鬆。雖然物質層面的生活壓力變小了，但想要適應二三線城市的新工作環境並不簡單，他們多少都經歷了技能需求、職場溝通、職業規劃上的“水土不服”，在這個過程中，不少人還萌生了再次回到一線城市的想法。

那麼，當面對是否要回到二三線城市的抉擇時，程序員應該如何選擇，幾位“過來人”的真實經歷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

01

崗位相同，但環境可能會“截然不同”

從動機來說，一位職場人從一線回到二三線城市的原因，大多可以歸納爲以下幾個關鍵詞：生活成本，精神壓力，家庭和愛情。程序員們也不例外。

趙祺鈞是較早一批從一線轉戰二三線的程序員，2004年大學畢業後，他進入一家消費類電子企業的總部上班，地點在廣東省惠州市。這份工作持續了4年，互聯網浪潮來臨後，由於惠州距離深圳不過90多公里的車程，因此趙祺鈞和很多想要“拼一把”的年輕人一樣，跳槽到深圳一家風頭正盛的通信技術公司上班。但這份工作僅僅維持了2年，他便再次回到惠州。

“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懷孕了。”趙祺鈞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當時他也有另一個選擇，就是讓妻子過來深圳安家，但那時深圳的房價對他來說太高了，阪田的萬科城已經接近1萬，是惠州的三倍。已經在惠州置業的他，決定回去。

201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紅利剛剛開始，阿里巴巴已經推出淘寶商城，百度的網頁搜索市場份額即將突破80%，騰訊QQ的最高同時在線用戶數突破1億，華爲超越了諾基亞西門子和阿爾卡特朗訊，成爲全球僅次於愛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設備製造商。

趙祺鈞做出這樣“急流勇退”的選擇並不容易，他所在的部門是信息管理部，負責公司的信息化系統建設。過去兩年裡，他非常適應公司倡導的“狼性”文化，離職之前，領導還正在計劃派他去歐洲一起開拓市場，這對收入和崗位晉升都是一次很好的機會。

“但陪伴小孩成長更重要，這不是錢的事。”趙祺鈞說。幸運的是，惠州的老東家依然有相關的崗位空缺，這讓他不必在IT崗位本不充足的城市重新尋找工作，只是薪酬降了30%。

需求不足、崗位不對口、收入低曾是很多程序員考慮去二三線城市的顧慮點，然而最近幾年，互聯網紅利已然下沉到更低線城市，不少大廠也在二三線城市設立了分公司，想找到一個對口崗位，已經變得容易多了。

徐躍便踩中了這樣的“紅利”。2017年以前，他在杭州華爲工作了3年，從事軟件開發工作，就在他剛剛擁有車牌和購房搖號資格時，一位獵頭找到他，稱他的家鄉浙江金華有一家“獨角獸”遊戲公司正在招人。想到有機會離身體狀況欠佳的母親、異地戀的女友更近一點，他第一次動了回家的念頭。

徐躍是一個保守的人，他隻身回到金華參加面試，並沒有告訴家人。雖然只是一次面試，但下火車、坐上公交車的那一刻，他瞬間感到了不捨：“畢竟習慣了杭州的繁華，而且想到我身邊最最優秀的人脈，也都在杭州。”

入職不久，落差感更加明顯。在金華的公司裡，員工基本各自操作一個模塊，之間溝通需求的效率很低，沒有明顯的“團隊感”，更令他不適應的是，除了溝通交互、測試外，同事之間很少探討工作之外的技術話題。

除了分工、協作等工作方式的不同，一些管理規則上的差異，也會讓追求高效的程序員難以適應。

兩年的深圳大廠生活，讓趙祺鈞多了很多對照視角，他坦言自己回到惠州的頭半年，時常會產生“看不慣”的情緒。

在深圳的公司，信息管理部的技術團隊會被分成一二三級，當業務部門發來需求時，一級團隊解決不了的會過濾給二級團隊，如果再解決不了，則會過濾給三級團隊，這樣能夠提高解決問題的精確度和滿意度。然而在惠州的公司，IT部門的人員分組是“粗放”的，因爲統共不到50餘人，技術人員隨時會被業務部門的各種問題打斷。

“這裡面有一些問題可能是真的問題，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問題。”趙祺鈞說。

其實不管是IT崗位還是其他崗位，一線相比二三線城市，在人才和崗位數量的儲備上都更爲充足，人們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競爭激烈、流動性也很大，這大大降低了崗位的錯配率。然而在二三線城市，很多崗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流動性小，甚至一人分飾多角，同時負責很多項工作，這導致很多崗位的專業性不強。

類似的效率低下問題也體現在規則的設置上。趙祺鈞回憶，在財務報銷流程上，深圳的公司是假設每個員工都是誠信的，因此只要提交報銷電子流，財務便會快速打款，紙質憑證可後續再補，如果發現員工作弊，就會降低他的誠信等級，取消快速報銷的資格。然而惠州的公司則是假設每個員工都有可能作弊，要提交全部憑證才能報銷，且財務審覈的過程十分冗長。

雖然趙祺鈞很快調整心態接受了這樣的現象，但顯而易見的差距，爲他後來決定辭職創業埋下了伏筆。多位有相似經歷的碼農都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表示：“到了這你會發現，寫代碼不累，和同事溝通，理解技術需求，反而更累。”

02

生活壓力小了，但職場焦慮沒有消失

雖然二三線城市的競爭並沒有一線城市激烈，但程序員也無法迴避一名技術人員的職業規劃問題。需要警惕的是，在一線城市勾勒的職業規劃，可能並不適用於二三線城市，選擇公司的邏輯也不能按照以往的慣性思維。

郭劍輝就吃過這方面的虧。他的前幾份工作經歷都在杭州、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且都是互聯網大廠的開發崗，在北京，他還曾進入一家做教育的創業公司。2018年，出於和父母子女團聚的考慮，郭劍輝打算回到老家濟南生活，但“轉移”的過程花費了他漫長的3個月時間。

用他的話來說，濟南是一座缺乏互聯網基因的城市，這裡的傳統行業居多，幾家公司溝通下來，他發現這些公司的開發項目大多采取“外包”形式，老闆對開發的需求描述甚至都不明確。因此，後來郭劍輝不再考慮一些上了規模的企業，而是想找一家能一起成長的創業公司。

“如果現在讓我重新做這個選擇，可能會截然不同吧。”他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但遺憾的是，最終他沒有找到這種理想中的“小而美”的公司，權衡各方條件後，他選擇了一家待遇相對較高、對公司願景比較認同的創業公司，擔任技術負責人。

讓郭劍輝一度有些苦惱的原因是，在這種二三線城市的創業公司，一位技術負責人想要有好的職業發展，除了技術好之外，還需要更多的“軟技能”。比如他要和市場人員一起寫方案、拿項目，和B端和G端的客戶直接對接——在大公司，這更多是市場部、產品部才需要深度參與的內容，郭劍輝此前並不擅長。

造成這種定位差距的原因是，一些二三線城市缺乏優質高校，因此IT技術人才的供給很少，從而缺乏以技術爲驅動的公司，更多是解決軟件服務的場景，工作內容也是“項目制”的。在技術壁壘不高的情況下，公司爲了生存，就需要花更多時間打理關係，從而拿到項目。

“瞭解招聘市場的人會知道，一線城市有大量To C的互聯網產品，需要人們擅長處理高併發等技術問題，並且不斷迭代；而二三線城市更多需要的是做軟件系統的人，是To B的，對於程序員來說，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才模型。”鮑艾樂說。

在她看來，去二三線城市找工作之前，程序員們最好先充分了解當地的產業現狀，可優先選擇本地“優勢產業”，比如成都的遊戲類企業，珠三角地區的軟件類企業，以及江浙滬的電商、直播類企業。此外，大國企的信息化部門也是一個穩定係數比較高的選擇。

不過郭劍輝提到，像他這樣在一家非一線城市的創業公司工作，沒有24小時oncall和被996、007支配的恐懼，精神壓力也小了很多。

“二線城市很難碰到一個有海量用戶的場景，流量也沒有多大，甚至都不會出現高併發的現象，你不用拼命搶佔市場、爭奪用戶資源，所以開發人員的壓力小，更容易實現WLB（work life balance），這也是很多中年互聯網人不惜奮鬥到頭髮掉光而追求的生活狀態。”雖然他有些遺憾自己沒有像一些技術專家一樣在技術領域持續深入，但作爲一家創業公司的技術負責人，他已經擺脫了碼農的35歲失業恐懼，在公司裡建立起自己的技術體系，從“吃青春飯”過渡到“事業”上。

“技術”是行業從業者普遍存在的焦慮。對於身處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來說更是如此。一線城市的互聯網公司通常也是技術牛人的聚集地，無論是公司內部討論還是民間的交流活動，IT氣氛都比二三線城市濃厚，同時二三線城市的生活節奏更爲安逸，因此不少程序員也會喪失探索新技術的動力。

然而，如果放鬆對新技術的學習，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也很可能會遭受從一線城市來的“後浪”的降維打擊。

爲了避免掉隊，很多程序員會通過社羣、知識付費等方式，讓自己的技術進步速度和一線城市看齊。“其實學習這件事和城市無關，現在上班時間少了，反而有更多時間看書，研究新技術，在一線城市，你可能光忙着寫代碼搬磚了。”徐躍說，同時讓他欣慰的是，最近幾年金華陸續建成了多個科技園，阿里、百度的運營團隊也在其中，讓這裡IT氣氛多少有些改善。

03

有人回到一線城市，有人成了“斜槓青年”

一個必要的心理準備是，來到二三線城市要做好克服“失落感”的準備——不那麼高效的工作流程，不那麼創新的技術，不那麼野心勃勃的公司願景，與不是大牛的人共事，銳減的薪酬和福利，以及不那麼“酷”的生活圈子。

“尤其對於程序員，回老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選擇，而是一系列的組合選擇，要調研好是否有匹配的崗位，如果需要團隊協作，還要看當地有沒有這個環境，生活層面也要考慮，雖然都說二三線城市歲月靜好，但你去了以後是否真的‘靜’得下來。”鮑艾樂說。

對二三線城市的種種水土不服，也讓一些碼農“逃回”了一線城市。

郭劍輝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案例——某公司用幾個月的時間挖來一線城市某大廠的總監，僅獵頭費就高達數萬元，然而半年不到，這些總監就陸續離職回到一線城市，他們無法適應薪資待遇、公司氣氛和工作方式上的落差，這與他們的職業規劃不符。

趙祺鈞也遇到了類似的職業瓶頸，那是在2015年，他已經在公司的信息管理部做到中層。“到了中層後，你會發現很多公司的結構性問題，一些自上而下傳遞下來的東西，你明明知道那是錯的，但還是要去執行，就會覺得很荒謬。”

於是，趙祺鈞決定和另外四名同事一起出來創業，對接一些企業的IT系統建設需求。然而幾位技術背景出身的人，都不諳熟銷售之道，這讓他們新公司幾度陷入“接單難”的境地。同時，惠州的IT技術人員，尤其是前端開發人才匱乏，幾位創始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招聘。這些新技能的“get”，本不在趙祺鈞的職業規劃中。

徐躍也獲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職業發展，如今他已經晉升爲架構師，是項目組裡後端開發的骨幹，不過他今年的目標是，把自己培養成一名“斜槓青年”。

工作之餘，徐躍正在嘗試將學習到的IT知識輸出到一個名爲“程序員小躍”的公衆號上，這個動力很多來自於在大城市裡搞副業的小夥伴，比如他看到一位杭州的程序員會利用週末時間當西湖的導遊。還有的人在二三線城市做着製作短視頻的副業，或者利用大城市的技術積累，爲一些小公司提供技術諮詢服務。這些“兼職”不僅可以增加收入，還能提高生活的充實感。

不過，徐躍依然會勸身邊有回二三線城市想法的程序員，謹慎再謹慎。“《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就是個例子，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很多潛移默化的習慣是你意識不到的。”他說。

今年上半年，趙祺鈞的公司已經發展到20餘人，他剛剛在惠州購入了一套2萬元/平方米的學區房。有趣的是，作爲公司的研發和產品負責人，他又恢復了早8晚8、大小周的工作節奏，甚至還打算在明年轉去銷售崗嘗試一段時間，挑戰自我。

趙祺鈞發現，在他的朋友圈裡，有不少過了30歲的程序員會思考去壓力更小的城市生活，其中不乏有人轉行考公務員，或者用一線城市攢下的積蓄做點小生意。不過他會建議年輕的IT工作者最好多去一線城市打拼幾年，這樣在二三線城市纔會有更多的選擇。

“有的人可能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想幹什麼，然後一直朝着這個目標前進，他們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堅定的。但也有人在一線城市工作，覺得壓力大、買不起房，回到小城市又不甘心，害怕沒什麼機會，所以來回做權衡。如果你會這麼去想的話，那就表示你是像我一樣的普通人了。”趙祺鈞說，“而我們有能力做到的，就是不爲自己的人生設限。”

（應採訪對象要求，趙祺鈞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