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瑞│韋│頓 港樂突破瓶頸？
龍年新歲前一週（1月16日），香港管弦樂團的重要宣佈，今年8月艾杜．迪華特（Edo de Waart）離任後，接任「港樂」第8任音樂總監的是迪華特的荷蘭同胞範瑞韋頓（Jaap Van Zweden），將一年來的傳言變成事實，音樂椅的猜謎遊戲結束，頗有點兒反高潮味道。
（文接B6版）
剛於去年初上任的「港樂」行政總裁麥高德何嘗不是在歐美樂團工作多年，具有豐富樂團行政工作經驗，同樣選擇到亞洲來發展。歐洲古典音樂市場萎縮，聽衆老化，經濟不景，樂團破產財困；亞洲區卻不然，特別是經濟持續起飛的中國大陸，音樂會票價屢創新高，13億的人口提供龐大的聽衆來源，具有觸角的歐美經理人公司和音樂家，早已在中國大陸插旗。
8年前迪華特更已明言將視線放到中國大陸，這樣子的觀點言論，早已成爲歐美音樂大師，改變過往認爲亞洲地區遠離「世界音樂中心」，沒有西方管絃樂文化傳統，難以發展的傳統觀念。或許，如果將歐美的音樂大師名家，甘願「離鄉別井」跑到亞洲來，純粹是市場使然，是要生存，要爭取更佳酬金，那又未免將音樂藝術貶損爲餬口的工具。但無論背後的真實動機，對範瑞韋頓未來4年的拍檔麥高德，或是4月舉行3套「告別」節目後，便與「港樂」結束8年賓主關係的迪華特，甚至好些已投身或將要投身到亞洲區來發展的歐美音樂家來說，「主戲」的主題，便是要在區內找到立足點，尋求拓展新的空間，要發揮影響力，特別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香港不僅地理上，文化上靠近大陸，「港樂」表面看來亦和大陸有較緊密的關係，同時，作爲樂團主席的劉元生，和大陸的商界，甚至政界，都建立了一定的關係……這種種因素，對麥高德和範瑞韋頓考慮加盟「港樂」都有一定的關係。
迪華特功未成身退有因
然而，迪華特挾着「港樂」從未有過的世界級聲望地位的指揮家，登上樂團掌門人的高位，甚至職銜亦「破天荒」地改爲「藝術總監兼總指揮」，但8年來和樂團的「主戲」主題，從開始時唱得得心應手，慢慢卻變爲不順暢，最終合約條件一再修改，合作年期亦較預期縮減，舉家亦遷離香港；全演馬勒交響曲的諾言，亦無法在任內實現。至於「北望神州」的個人主題，除了帶領過「港樂」北上大陸巡演，與由余隆擔任總監的中國愛樂樂團在北京合作過演出外（餘隆亦獲邀到香港指揮過「港樂」），便可說乏善足陳。主題不僅未能展開，甚至並不完整。範瑞韋頓無論是要將樂團的主題還是個人的主題唱好，看來都要吸收迪華特，這位和他關係良好的前輩的經驗。
迪華特的主題未能完滿發展，功未成便要身退，樂團水平明顯地提升了，上座率雖未有大的突破，但總算能保持在一個可以交代的成績（最近3個樂季售票音樂會的上座率是78.29%、84.30%，和80.27%），仍不得不下堂求去，表面可以有很多理由，沒有說出去來的是，他邀請的獨唱家、獨奏家，都要求有很高的水平，但卻往往身價亦不菲，特別是他堅持每年舉辦一次的音樂會式歌劇，花費驚人，但卻往往祇能取得「叫好不叫座」的反應（這隻能歸咎於欠缺觀衆緣），管理層便有人私下表示，如不制止，樂團收支便會出現困難。爲此，音樂會式歌劇難以年年舉辦，馬勒第八《千人》交響曲，亦無法排上日期，迪華特大師自然感到無趣，又豈能將主題唱完唱好呢。拓展大陸音樂市場，發揮影響力，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之事；畢竟那非只是音樂的事、藝術的事，那更是文化的事、社會的事，甚至是政治上的事。那是涉及與西方很不相同的價值觀問題，文化理解的差異問題。
管弦樂團無疑是西方的音樂文化，但在中國土壤上生根發展超過百年後的今日，管弦樂團已只是一件樂器，一件工具，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無論是運作模式、節目設計、藝術取向，都已變得複雜，已形成一套與西方很不相同的文化，對於歐美的指揮家來說，那已不是能掌握幾首中國作曲家作品便能面對，便能處理的事。
其實，今日神州大地的獨特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形成同樣獨特的文化體系，價值觀截然不同的歐美指揮家，只是客串演出問題還不大，要發揮影響力、要拓展空間，便絕非易事。
相對地，較受西方影響的香港，儘管會較「簡單」，但何嘗沒有自己的文化？迪華特8年來與香港的音樂界，特別是作曲界、合唱界，便未能建立起緊密關係，亦談不上融入香港的音樂社羣。現今範瑞韋頓的候任宣言，亦和迪華特一樣，眼中（耳中）只有中國作曲家的音樂，卻沒有香港作曲家的影子！畢竟香港在過去25年來，已曾3度舉辦國際現代音樂協會（簡稱ISCM）週年大會，香港的音樂創作豈容忽視？範瑞韋頓對香港的音樂文化有多少理解也就讓人質疑。
在「花落誰家」的音樂椅遊戲仍在猜謎的階段，劉元生曾私下表示，迪華特管樂出身，將「港樂」的管樂水平提升了，範瑞韋頓是絃樂出身（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樂團擔任樂團首席長達15、6年），他和樂團合作幾場演出，馬上提升了絃樂水平。在兩位荷蘭指揮家的訓練下，「港樂」的管樂絃樂水平齊齊飛昇，今日是主觀願望，日後能成爲事實，並非無可能，然而那是否便能帶領樂團突破瓶頸呢？
成爲「東方的柏林愛樂樂團」是否便是「港樂」成爲真正世界級樂團的唯一途徑？「港樂」是否要以此爲目標？如果香港沒有作曲家、沒有香港的音樂作品，一個「東方的柏林愛樂樂團」對香港的音樂文化發展又有何積極意義呢？或許範瑞韋頓需要的是一枝「盲公竹」，能夠告訴他怎樣才能找到融入香港、融入中國、融入亞洲的文化中的竅門，那纔有可能將樂團的瓶頸打通！樂團的主題和他個人的主題才能真正發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