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方式之變帶來的新課題
上網課稱得上是2020年教育界的一大景觀。各國的疫情防控要求人們保持社交距離，國際旅行一夜之間變得遙遠，就連學生上學也成爲奢望。中國的疫情防控成效顯著，大部分學生在秋季學期已基本復課。不過，不少留學國外的中國留學生仍得滯留家中，和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一樣，都要通過網課參與其在籍高校的教學與研究。
舉全家之力、支付高昂學費後，孩子卻待在家裡上一年網課，不少中國父母正面對這樣的難堪與無奈。在美國，學生家長也同樣無法承受疫情下的子女教育負擔。當下美國中產家庭的教育投資風險越來越大。這次疫情不期而至，讓美國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受到了巨大沖擊。名牌大學的品牌效應一半來自其令人豔羨的學習氛圍和討論空間，相對的封閉性與排他性讓名牌高高在上。如今哈佛、耶魯也上網課，其課堂教學內容的遠程傳輸和錄屏，淡化了封閉環境和神秘氛圍，讓品牌的光環失色不少。相比之下，美國普通公立或社區大學，在教育經費吃緊的背景下，早已開設了網絡課程和遠程教育，且招生數量巨大，以“人頭費”緩解經費短缺。
其實，這並非疫情帶來的結果。19世紀以來，歐洲經典的研究型大學模式，注重認知性教育，強調系統知識與深度研究，追求卓越和不凡。在知識經濟時代，名牌大學的學歷過濾篩選出社會新貴——知識階層。上4年名牌大學，可以終身受益，教育背景決定了人的地位與收入。但是，在疫情之前，學界就已意識到，富裕社會對於護理、物流、平面設計、美容、裝飾和文化創意的需求越來越大。2020年的疫情，無疑使人們更加明白，護士、快遞、社區服務對社會的貢獻不可或缺。與此疊加的是，互聯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識爆炸、信息更新，讓傳統教育捉襟見肘。人必須一生不斷學習，才能跟上時代步伐，勝任所從事的工作。
前數字時代的電視、廣播、報紙等無差別平面推廣信息，已經不能滿足當下商業對細分市場的需求。網絡時代，電商用社交媒體精準投放廣告。這種推送模式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和文化影響，催生出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不僅網絡媒體區別對待用戶，用戶也自創個性網頁、博客或微信公衆號。網絡文化的立場要麼標新立異、凸顯個性、吸引點擊量，要麼跟風站隊、充當點擊數。溫和、客觀的言論，被淹沒在大數據的汪洋大海之中。
新媒體無限放大了差異，讓大衆觀點分散、多元、立場不一致。千禧一代不追隨父輩的足跡，不相信一套系統性觀念能改造世界，眼裡只有具體問題，圍繞問題站隊。這種部落主義，使宏大敘事支離破碎。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西方世界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時代。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評價說：“21世紀初發生的事件無法用現成的語言命名。”
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宏大敘事和文化共識的西方世界，現有機制也無力疏通民衆的意願，這恐怕是西方思想界面臨的最迫切問題。如何更新傳統知識的範式並創生新知識以迴應變化的現實，也將成爲一項新課題。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30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