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臺商「西進」潮起潮落──中國謀略（六）
1987年臺灣開放老兵回鄉探鄉、1989年開放兩岸旅遊之後，冰封近40年的國共關係進入解凍狀態。通過雙方的頻繁互動，加之臺灣解除外匯管制（1987年7月），允許企業對外投資，及大陸於1988年6月發佈《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有如及時雨，爲臺商赴大陸投資興業，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政策指引，從而使商機蠢蠢欲動。依大陸統計，1989年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540個，協定金額5.5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1.5億美元。
尤其是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6.4天安門事件」之重大政治騷亂，導致大量外商撤資離開，臺商則藉機加快對大陸投資步伐。
有一位朋友在事後親口告訴我一個神奇的經歷：在飛往北京的航班上，只有我一名乘客，宛如包機……。可見當時跨國企業界驚恐的程度，而臺商則是「明知山有虎」仍勇往直前。
其中最具指標意義、轟動效應的，非王永慶於1989年11月30日首訪大陸，並準備投入70億美元，在廈門興建煉油與石化廠一貫化體系的「海滄計劃」莫屬。其對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產生了至爲關鍵的示範與帶動作用，並形成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第一次高潮。
就在王永慶「登陸」的兩個月後，臺灣適時於1990年1月公佈《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在相當程度上加速了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熱情。
資料顯示，這一時期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特點是：「臺灣接單、大陸生產、產品外銷」的「兩頭在外」的運作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投資主體以中小企業爲多，投資規模偏小，平均每項投資金額不足100萬美元；投資方式則以合資或合作經營爲主，獨資企業較少，主要是考慮人生地不熟需要「熟門熟路」的當地企業帶路，以策安全。
第二波投資潮由鄧小平催生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解決了吵嚷不休的「姓資還是姓社」的困境，大陸經濟獲得新的發展機遇，臺商看好大陸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機，加快、加大進軍的步伐與佈局，形成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第二次高潮。
依大陸統計，1992年～1994年三年間，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定金額200餘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其中1992年臺商對大陸投資協定金額僅次於香港，躍居大陸吸引境外投資的第2位。
惟好景不長，1995年6月7日～10日，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並在其攻讀博士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暢談「中華民國在臺灣」，令堅持「一箇中國」的大陸極爲不滿，甚至於當年的7、8、11月及2016年3月，在臺灣海峽及其附近海域進行4次包括試射導彈在內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導致兩岸關係重回緊張狀態。
加之臺灣經濟結構調整與大陸經濟環境開始出現「敵強我弱」的微妙變化，促使李登輝於1996年9月14日年祭出「戒急用忍」【注1】的「緊箍咒」，嚴格限制大企業、高科技產業對中國大陸投資，乃至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臺商對大陸投資開始出現明顯滑坡。
【注1】
戒急用忍：1996年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大幅限制企業赴大陸投資，把兩岸經貿套入一個緊箍咒中。
其政治上的想法當然是避免讓臺商協助大陸壯大，經濟上的背後理念則是「中國崩潰論」，認爲大陸的金融呆帳高、環保惡化、通膨走高、國企下崗嚴重，遲早經濟會崩潰。因此臺灣先啓動南向政策，之後就祭出「戒急用忍」政策，以與大陸進行切割。（待續）